本报讯：(记者刘晓璐、实习生李瑛)“发掘光孝寺的建筑基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传佛教殿堂建筑发展的一般规律。”刚刚结束了光孝寺部分区域发掘的广东省考古所有关同志昨日对记者说，在我国其它地区所发现的许多同时期殿堂建筑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据了解，此次历时7个多月的发掘，总面积达800多平方米，除发现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房屋、水井、灰坑、池塘、水沟、道路、排水管外，最为重要的是发掘出五代两宋时期殿址7座。另外，还发掘出绳纹板瓦残片、方格纹陶罐残片、刻划水波纹陶盒等汉代遗物，印菱格纹的长方形砖等六朝遗物，青绿釉泥团叠烧饼足碗残片、长方形灰陶砖、灰陶莲花纹瓦当等唐代遗物，还有青瓷、南汉“乾亨重宝”钱币等五代至两宋遗物。

　　此次发掘还带出一个极有价值、极富争议的问题：佛教重要活动场所“戒坛”真的找到了吗？据《光孝寺志》的记载，基本可以确认，晚明清初(嘉靖-乾隆)的戒坛，是一殿堂类建筑，一部分“被截出本寺后街，另为一区”。并在乾隆十六年最后一次“募修”后，极可能已被挪作它用，不久便被废毁了。而据同书收录的《今志全图》、《旧志全图》和有关记载表明，戒坛应在大殿和六祖殿的东北方，正好是此次发掘现场的所在。而且，有专家从建筑史的角度指出，唐以后光孝寺中轴线基本没有移动过，并从近代汉传佛教寺院典型配置中也可看出，光孝寺寺院东北区正是戒台殿所在。虽经过五代两宋时期的多次维修、重建，规模、结构也多次变动，但直到清初废毁时，戒坛的位置没有大的变动。因此，根据文字记载，此次发掘的基址，就是五代两宋时期光孝寺戒坛的所在。

　　然而对照实地发掘情况，似乎证据又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筑考古学专家杨鸿勋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角度入手，认为该基址应该属于五代两宋时期，并为寻找“戒坛”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华南理工大学著名建筑史专家邓其生也持相同观点，并从建筑结构上基本断定，此基址是“台”型建筑的可能性较大，而且这类建筑基址此前发现较少。

　　据介绍，光孝寺因禅宗创始人六祖惠能在此活动而成为汉传佛教重要的寺院之一。唐代百丈怀海法师创立禅门规式，使禅宗寺院建筑规范制度臻于成熟，其殿堂配置在汉传佛教中最有章法，且比较固定，成为其他寺院效仿的对象。此次发掘为了解五代两宋时光孝寺殿堂配置的基本情况，并为复原光孝寺的寺院布局，研究汉传佛教寺院布局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很重要素材。而且印证了许多文字资料，如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所述“筑基之制”等条。此外，同时出土的大量遗物，种类丰富、时间跨度长，拓宽了研究领域和深度。

　　在此前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上，广州市考古所的冯永驱所长认为，此次发掘为广州城市考古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对研究广州城市的发展历史大有裨益。该所陈伟汉副所长则指出，光孝寺在广州城区已发现的宋代遗址中位置最靠西，为寻找宋代广州三重城墙中的西城墙提供了线索。

　　小资料

　　一、光孝寺：光孝寺初为西汉第五代南越王赵建德王府，后几经开辟，几经易名，直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易广孝为光孝，沿用至今。大殿为东晋隆安五年(401年)昙摩耶舍始建，历代均有重修。1961年3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年代重修。现为省佛教协会所在地。

　　二、戒坛：是汉传佛教为出家人举行受戒仪式的专业场所。光孝寺戒坛始建于刘宋时期，由古印度僧人创立。之后，不断有高僧在此从事佛教活动，以后历代至乾隆十六年仍有重修。清兵入广州后，为安置旗兵将戒坛截出寺外后街，当时其规模“深三进，阔三间”。地上建筑后来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