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人群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在充满诱惑的生命里，把一件普普通通的事办得轰轰烈烈不容易；而把一件本来轰轰烈烈的事办得普普通通就更不容易。人生的快乐，可以有多种多样，而人生最痛苦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个做梦都想着醒来以后要做的事情。

　　在辉煌和平凡面前，他选择了平凡；在拥有和奉献之间，他选择了奉献。自1997年以来，他已向二十多家国家文博单位无偿捐献了近4000件(套)珍贵历史文物。为此，国际著名收藏家、鉴定家王己千老教授感佩不已，特意书写了一幅内容为“德泽留馨”的题词赠给他。题词中老教授故意把“留”字少写了一点，其意提醒他得“自己留一点”。这时，聪明的他表现得异常固执，硬是拉着王教授请求把“留”字改为“流”字。他对记者说：“我们家几代保存了这么多年，现在也到了归还国家的时候了。如果要问我有什么条件，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收我的保管费了。”

　　取之于民还之于国

　　夜深了，在广州市区一幢普通的住宅楼里，卓文波在灯光下认真擦拭着刚刚整理出来的部分文物器件。无论是商代的青铜器，唐宋明清时期的陶瓷、古币、书画、玉石、书籍以及到民国时期有关黄埔军校、国共合作、北伐、抗日等诸多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实物。他擦去尘埃，置放于自己精心制作的木盒里。

　　当记者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仍然拿着那一本本厚厚的捐献目录，介绍着这些文物的经历和价值。从他脸上洋溢的幸福感中，让人感受到，就像他多年领养的孤儿，终于为它们找到了亲生母亲。

　　“您家里的收藏真是太丰富了，可谓是无奇不有，许多文物在国家博物馆也是空白。”记者谨慎地表达着心中的疑问。这时，年过半百的卓先生闪

　　动着俏皮的大眼睛，不无幽默地说：“我就知道你不相信，也不理解，因为我也曾经不知道。但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时间，记者听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卓氏家族丰富的文物藏品，来源于一家三代的精心收藏。他的祖籍在广东珠海，祖父卓颂平是粤海关高级官员，叔公卓仁机将军是国民党爱国将领，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曾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要职。后因病辞职，开办并经营了当时广东省最大的一家古玩店，声望享誉全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国文物进出口监督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卓仁机先生就曾向广州博物馆捐赠了一批珍贵文物，部分稀有珍品转交到故宫博物院珍藏。卓仁机先生谢世之际，把多年所藏的文物交由卓文波的父亲卓炳华收藏。

　　卓炳华先生早年师从赵少昂，是岭南画派的艺术家。一生丹青为伴，生活简朴。一天，年事已高的卓炳华突然把其子卓文波叫到身边，告知三点家训，一是祖辈留下了一批珍贵文物；二是表示要在有生知年将这批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三是藏品交由卓文波整理并全权处理。

　　从小家教极严，耳濡目染祖父辈爱国精神的卓文波，全身心被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所笼罩，他默默地点点头，非常庄重地对父亲说：“您就放心吧。”

　　从此，在卓文波的全部生活里，除了整理文物，就是捐献文物，“广东一怪”，就成了广东所有文博单位对他连续义举的称呼。

　　爱国家族德泽留馨

　　一位长期从事文博征集保管的干部告诉我：“我在多年的历史文物征集中，还没有遇到一个完全没有条件的捐赠者。”卓文波所以被称为“怪人”，就是他超常的行为，很难被人们理解。如今，在权力、利益都被挂上价值的标签时，无偿奉献无疑成了一种“怪物”。也就是说，当许多远离人情，远离德行的行为被约定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认识时，人们对真善美的东西反而不理解了。

　　记者有些不客气地问卓先生：“您捐献的珍贵文物少说也有几千万元的价值，难道真的没有一点要求和条件吗？”卓先生听后有些激动，反复念叨着：“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需要任何报酬，就是无偿捐献。”接着，在他情绪平静下来后，他一字一板地说：“我们家几代人保存了这么多年，现在也到了归还国家的时候了。”说到这里，他双眼闪动着一种狡黠和得意，十分幽默地加上一句：“如果要问我有什么条件，我只有一个，就是不要收我的保管费了。”

　　是啊，一个人，一个有多种机会的人，在辉煌和平凡面前，他选择了平凡；在拥有和奉献之间，他选择了奉献。自1997年以来，他已向二十多家国家文博单位无偿捐献了近4000件(套)珍贵历史文物。

　　这里有，他多次向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捐献的数百件文物，尽管卓先生不同意搞什么捐赠仪式，广东省博物馆还是向他颁发了“无私奉献爱国收藏第一家”的牌匾。全国文物鉴定家苏庚春先生为他题写了一副“藏品丰美多项世人称颂，大公无私奉献风格清高”的对联。

　　这里有，他向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无私奉献，史进前老将军特意题写了“几代藏珍献祖国，一片爱心媲雷锋”。

　　这里，有向近年建立的近代史博物馆捐赠的400多件，其中有三十年代烧制的孙中山纪念瓷盘，三四十年代水电费清单以及稀有的金鱼戏水玛瑙盘等。

　　这里，有向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捐献的三批价值不菲的珍贵文物。除了有颇具历史价值的北伐军文件，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将官指挥刀等，还有汉代陶炉、陶盆，明清花白瓷碗，宋代龙泉窑菱花碟等300多件各种实物。

　　这里，有向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捐献的一大批文物，其中有民国时期反映抗日战争的国画，绘制有黄埔军校大门的纪念碟和孙中山塑像、纪念章、纪念币等大量保存完好的实物，对研究黄埔军校校史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卓文波在整理文物中，发现了一枚张裕公司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的金奖奖牌，当时他没在意。张裕葡萄酒厂得知后表示愿出40万元人民币收购，这时卓先生却毫不犹豫地捐献给了广州博物馆。

　　卓先生的捐献活动和别人不一样，他常常是把博物馆的人请到家里挑选，选中什么给什么，如果需要什么，他便记录在册，在整理过程中仔细寻找。为此，国际著名收藏家、鉴定家、书画家王己千老教授感佩不已，特意书写了一幅内容为“德泽留馨”的题字赠给他。题词中老教授故意把“留”字少写了一点，其意提醒他“给自己留一点。”这时，聪明的卓先生表现得异常固执，他硬是拉着王教授，请求把“留”字改成“流”字。他说：“我一点也不留，全都要流到国家博物馆里收藏。”

　　 文物卫士国民楷模

　　 人们习惯把历史上对文化摧毁性的运动称之为浩劫，对偶尔劫后余存的遗产称之为幸存。卓氏家族一家三代百余年来，更是历尽多次动乱和浩劫，即使是空前的“文革”运动，这批家藏的文物都是毫发无伤，谁能不说这是一个人间奇迹呢。人们说，这批珍贵文物是上帝的幸运儿，因为它们投靠了文物卫士卓氏家族，才得以在安全岛躲过历劫，今天才有机会从世纪尘封的历史中重展姿容。为此，全国15家文博单位在联合给予卓文波的奖状中，表彰他是“文物卫士，国民楷模”，并在嘉奖中写道：“卓文波先生暨卓氏爱国家族将家传的国民革命军珍贵文物一大批妥善珍藏并无偿捐献给各博物馆，精神可嘉。”

　　爱国、报国，本来是人皆有之的情感，但是饱受屈辱，遭遇不白之冤而尚能不改初衷就不是人人可以做到了。“文革”时期，卓文波曾因对部分干部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非法行为不满，便被扣上了“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为此向他下发了五次判决书，在狱中整整度过了四年时间才被宣布无罪释放。一个受过冤枉坐过牢的人偏偏还有这样的爱国行动，许多人无法理解。时逢卓文波最近整理的一批文物在惠州展出，卓先生陪记者专程到惠州参观。

　　这一批大部分都和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有关的130多件(套)文物，包括有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东征、北伐、抗日战争等各个时期的代表文物。其中在文博单位尚属空白的藏品不在少数，如清宣统元年的《政治官报》，纪念秋瑾烈士的瓷罐、袁世凯大总统策令手迹、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大铜盆、孙中山肖像瓷瓶、孙中山手书的黄埔军校校训铜牌、黄埔军校校长训令手迹、蒋介石赠张人杰的铜手杖、张学良就任“副总司令”纪念铜印盒、国共合作时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全身瓷像和《中国空军抗战史》画册。其中还有绝世的三十年代刊载蓝萍肖像的电影画报，这是一份记录着多少人血泪的画报。“文革”时期，江青派人到处追寻这份画报，也仅在上海找到一份，为此，多少人曾遭牢狱之灾；为此，多少人曾命丧黄泉。

　　在没有见到卓文波之前，朋友向我介绍说：“要理解卓先生这个怪人很不容易。”记者听了不以为然。当在回程的车上，记者脑海里不由得浮现着另一幅图画：尽管卓先生家传之宝随意拿出几件就够吃几辈子的，可他过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他不仅烟酒不沾，穿着的衣裤都是非常廉价，甚至几元钱一件的背心穿了数年还舍不得丢掉。在广州常有的闷热天气中，他的家中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器。博物馆奖给他的三居室，他拒绝了；奖给他八十万元奖金，他说博物馆很艰难，还是用在文博建设上吧。可他家里使用的沙发、双人床，却是捡用邻居搬家时的遗弃物。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敢说谁也不会相信。

　　对于卓文波这个人物，他离现实这么的近，近在眼前，他又离现实那么的远，远得难以琢磨。记者努力想把这个“怪人”的行为梳理成章，却又只能把他超乎常人的精神境界和行为记录一二，力图告诉读者，在我们今天的网络时代，在我们充满物欲的周围，还有这样的一个人。最后，记者想用卓先生的一句话作结束，这是他多次在回答人们为什么一点不留地无偿捐献时说的：“国宝归国，与其留给后代，不如让它们在博物馆里流芳百世。”刘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