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十几年前的考古发掘曾引起中外学术界关注。去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充分发挥其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作用，与山西临汾行署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展开了新一轮考古勘探与发掘，于今年春发现了夯土城墙遗迹。

　　有关专家认为，新发现的夯土城墙属于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年间的陶寺文化遗址，这是山西地区首次发现的龙山时代古城址，近来媒体对此曾有大量报道。为使读者能比较深入地了解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在学术上的价值，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就陶寺城址发现的由来，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和副所长王巍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但长期以来，对于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历史仅限于“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为了探究华夏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考古所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将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发展的考古学研究列为重大科研课题。陶寺遗址考古工作就是该课题的组成部分。考古所山西工作队多年致力于在晋南地区寻找我国早期文明遗存，早在发掘陶寺遗址墓地的同时，就曾注意寻觅与大墓相匹配的居住遗址，未果。去年山西工作队进行了学术重点转移，以寻找大型建筑基址和城址为主要目标，终于找到了陶寺城址。

　　主持此次发掘的考古研究所梁星彭研究员介绍说：陶寺村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的塔儿山西麓，新发现的城址位于村西一块台地的北端。发掘表明，该城址的南墙上窄下宽，外侧陡峭，内侧有缓坡；墙体早年已遭破坏，现存城墙上部宽6.6米，高0.8—1米，墙基槽宽8.5米，深0.8米。

　　确定陶寺城址及其年代，是评价其学术价值的关键所在。考古所张长寿研究员、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山西省考古所陶正刚研究员、张彦煌和高天麟副研究员说：陶寺城址发现的夯土墙包括南墙和东墙，已有长度均超过百米。从南墙的剖面看，夯层、夯窝清晰，夯土为红白黄三种土混杂，系板筑建成，并且保留了一定的高度；墙基宽达7米多，可见绝非一般院墙，而应是城墙。从夯层厚薄不匀、夯窝明显但不整齐及城墙宽度不一来看，该城址形制简朴，带有许多原始性。由于城址压在陶寺文化晚期地层下面，城墙夯土中有陶寺文化陶片，因此可确定该城址属陶寺文化晚期。

　　陶寺城址的发现在考古学和古史研究方面究竟具有哪些价值和意义，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对此，山西省考古所所长张庆捷、考古所研究员李健民、杜金鹏认为：龙山时代城址在山西是首次发现，突破了山西无龙山时代古城的意见，为在山西进一步寻找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奠定了基础。此前山西一直未发现史前城址和大型建筑基址。陶寺城址的发现给我们填补了这一空白，充实了陶寺文化的内涵。近年来各地龙山时代城址屡有发现，但像陶寺这样既发现大型墓地、居住遗址，并出土铜铃、朱书文字陶器的城址，却是绝无仅有。它为中国文明起源和唐尧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综观晋南龙山时代考古材料，将来在晋南发现比陶寺城址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龙山时代城址，不无可能。晋南龙山时代考古前景很好，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

　　李伯谦教授、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宇信研究员、考古所高炜研究员、张岱海副研究员说：史传临汾地区为“尧都平阳”故地，晋西南又有“夏墟”之称。陶寺文化的年代早于夏，或与尧舜时期相当，从时空两方面，陶寺遗址是探究华夏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对象。陶寺城址的发现不仅愈益证明古史传说有其真实的“史影”，而且其城墙已耸入了文明时代，氏族制度被埋葬在城墙底下。1978—1985年间的发掘曾获得丰硕成果，如墓葬反映出当时社会金字塔式社会分层结构，类似王陵的超群大墓和鼍鼓、特磬等王室重器，标志着王权的存在；以陶寺为中心，由80余处大小遗址组成的聚落群体现了早期国家的“都、邑、聚”格局；由玉器、漆木器和特殊陶器构成的前铜礼器群表明的中国古代文明固有特征之一的礼制已经形成，为中原地区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典型例证，显示出其在中国文明探源工作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报记者曲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