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竞选年的话题之一，政治家和媒体都不放过。关上车里的收音机，我走进John的办公室，John正像平常一样琢磨着死亡。死亡是John生存的方式，他的专长是为死刑犯作辩护律师。在公众眼睛里，电视上的死刑犯律师呼风唤雨，仿佛能凭些细节让虚构的故事成立，(活像写小说的人？)而John这人挺合适活在狄更斯式的小说里。

　　他在小镇上做律师，一条铁路也穿过这个小镇，火车停运好多年了，铁轨生着锈。这间4米宽5米长的办公室，兼着书房、停尸房。我意思是说，装满了死刑犯的案卷。还有点像科幻小说里的太空站，堆满银光闪闪的流线型小模型。墙上悬着巨大的黑白照片，宁静的海滩，不动的飞鸟，浪花轻轻地舔着岸。对面墙上也是照片，一样黑白，一样巨大，铁栅栏和石头墙，一座老监狱的遗址。John说，一副象征自由，一副映照死亡，而这两者之间就是他的位置，他用高能物理术语形容自己是正负电子的平衡，是“湮灭”。如果说这间办公室体现着这个角色的矛盾性格，每天干12个小时死刑案的John，另外12个小时里却是个高度近视、肥胖、行动缓慢的爹。仨孩子，一栋房子，整洁的房子盛开花糊墙纸，假花和大花边窗帘，一位胖乎乎的妻子大张着笑脸。在这付庸俗中产阶级家庭景象中，稍不寻常的是堆积如山的书：爱因斯坦物理学、莎士比亚剧本、还有张贤亮的小说《习惯死亡》。他觉得这书极压抑，而这位死刑律师爱看压抑的书。他还推荐给在念高中的女儿呢，女儿一哆嗦：“Whoops！”。

　　当父亲的John负有在儿子橄榄球竞技场上出现的使命，晚饭的时候儿子说，“爸，下次您别去看球了。”“怎么了？”妈妈问。“他真让人难为情！”“他替对方球队喊加油来着？”“比那还糟，大家伙欢呼的时候，他在看台上看书！”

　　John办公室的转椅朝前又朝后，各朝着一个电脑。一个写法律文件用，一个用网连接着全美的法律图书馆。John从哪地方图书馆里抽出一条法律，一转身塞入写给法院的报告中。手里忙活着找资料并打字的John同时在跟电话忙。他没法使用普通电话，他头上套着对讲机，看起来好像电话接线生，更像是轰炸机的飞行员。在密集的电话骚扰之间，John给我飞快解释美国死刑案的过程，从开始到结束。

　　“首先，这位顾客得杀了人。”对杀人犯他使用“顾客”，这是律师对所代理人使用的词汇。“在这个国家，不到弄准了这家伙的确杀了人，不会让他上电椅。一个谋杀案，如果政府检查官想，‘这人可能杀了人。’他就不会要求死刑。就是检方在法庭上赢了死刑，向上级法庭上诉要花1百万，除非检方认定在每一级法庭直到最高法庭都能赢，他知道，就算职业的政治需要和公众舆论都要求死刑，但是，同时是纳税人的公众绝不乐意他花这么多钱。因此在检查官向法庭递上要求判杀人犯死刑的备忘录之前，他得拿准了又拿准了才行。”

　　电话又响了。John抓起电话，足足嚷嚷了5分钟。来电话的是个犯人，跟他抱怨外星人到监狱来访，请求John让法官命令外星人停止骚扰。“长期呆在监狱里的犯人容易精神变态。”他平静地解释，问，“我说到哪儿了？对了，检查官得弄准了我的顾客有罪。有时候弄得太准了。我的一个顾客枪杀商店收银员的时候，店里的监视录像正转呢，这个蠢货还朝镜头招招手。证据确凿的时候，检查官就要求陪审团给这家伙死刑。同时，检查官还得弄准，这个要上电椅的家伙，或者是穷人，或者是黑人，最好又黑又穷，因为美国是一个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社会，绝大多数当陪审团的是白人和中产阶级，让一个白人中产给另一个白人中产定死罪是够难的，因此，穷和黑，对检查官更便利。检查官在向法庭递交死刑备忘录之后会给我一份复印件，这案子就在法庭排上时间表了，要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这人的死活。通常死刑备忘录递交到审判要6个月到12个月，在这个期间，检查官得给我看他案卷中所有的警方证据，包括证人、科学检验、例如子弹、弹道和枪的检验，其他证据也包括比如那个愚蠢的录像带。当然，有时候检方会试图藏起一些证据，在法庭上来个杀手锏。我得花12个月时间看证据，访问检方证人，并且雇我自己的科技专家，检查检方的实验，确定他们没搞错。由于我的顾客是穷人，县纳税人得支付所有我的活儿和我雇的专家的，通常，我还雇个精神分析学家，看我的顾客是不是身心正常到值得死刑审判，百分之七十的时候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我的顾客性情古怪，不过，这个诊断挡不住检查官试图杀掉他们。”

　　电话又响了。这回John和对方说话很委婉。又是个犯人，叫John跟监狱当局说给他一个牙刷，他的牙刷把断了。John温和地回答：“我会帮忙。”一转头John对我说，“这家伙被起诉拿刀杀了四个人，假如判死刑，回头也是我的顾客，但得留神，万一我赢了，他不死，还获自由出狱了呢？”我在农夫和蛇的想象前一楞，他接着说死刑：“好，在死刑案开审之前，这县里成百的公民会接着叫他们去法院的信，我和检查官挨个问这些陪审团候选人，直到找出12个我们双方都能同意的人。换句话说，我们都把我们不想要的人扔出去，把我们各自想要的留下来。在一个民风保守的县里，就比如这个县，挑剩下的进陪审团的人，还是支持死刑的人。但我尽力搏斗，说到底，在生死存亡之后，也许是个坏透了的活着，但总是活着不是？而当审判结束，死刑成立的时候，上诉就开始了。”

　　电话又响了。还是刚才那个犯人，这一回，他除了仍想跟监狱要牙刷，还想加一本下流杂志。John猛一按关电话的键，“你想好伺候这些家伙，但你忍受乌七八糟也有限！”John问，“咱们说到哪了？对了，上诉。上诉要花好些年，一个谋杀定罪到这人死刑的实际执行，一般要15到20年。因为每一级上诉法庭都有至少三位法官，有时7个，有时9个，而在一个死刑案完结之前至少要经过三道多重法官审理。每一位上诉法官都要花时间阅读死刑案卷，而后他们都要同意，陪审团在审判时没有因为听取了不合法的证据作出错误判断。比方说，警方搜查时没带搜查状。让你吃惊的是警察会忘记这一点。假如有这么个漏洞，检查官从头就不会要求死刑，因为死刑将长久地悬在那儿。是的，我们是在为失败搏斗，但是我们必须搏斗，而搏斗是我们的差事。”正当John自我宣判时，电话又响，我都能听见那边发脾气，是法官，好象John有个顾客的材料迟了，他示意我到外边去，关门时我听见他在求情。

　　John像是为保持法律的平衡而存在，我认为他相信为了他的法律系统的完善运行，他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为顾客辩护，避免让一个无辜的人被判死刑，当然，我极怀疑John是否有任何一位无辜的顾客。绝大多数时候他失败，失败到来的时候，顾客上电椅，他自己进医院，每个案子结束，他总要在精神病医院里呆几天。而他是被县政府指定代理穷人的律师，不代理还不行。通过电视全世界都看见的是，为了表示公平，美国政府付名律师1百万代理被控制造爆炸案的McVeigh，John的县政府可没这么慷慨，连续工作数年的一个死刑案结束后，John可以挣到的数字是大约7千块。

　　他曾经低声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代理过一个被控告猥亵儿童的老家伙，在仔细研究案卷后，他告诉他的顾客，他认为罪行是成立的，然后，那老家伙自杀了。

　　黄昏里，怀着如此搏斗原因的这个人，摘下耳机，迈过老铁轨，钻进一辆旧Volvo，扯下紧勒脖子的领带，扔在旁边座位上。

　　车开进私家车道，小狗快乐地叫起来，John逗着狗，进了门，亲亲妻子的脸，坐在晚餐桌前，问橄榄球员的儿子：“今天你的比赛怎么样？”一边抖开餐巾铺在膝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