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位专家联名上书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论证的国家大剧院方案.于8月10日进人了为期5天的可行性评估阶段。评估会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主持，40多位专家参与讨论，其中有建筑专家12人(据说同意和反对安德鲁方案的各占一半)，会议围绕着建筑、工程、声学、舞台等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各类修改意见，预计将会在一个多月后作出总的评估意见递交有关部门。这次评估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

　　有专家对国家大剧院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比如国家大剧院方案评委会主席吴良镛先生提出，在现在的平面内建筑四个小剧院，中间有走廊连接。也就是说，根本否定了安德鲁原有的方案。舞台艺术专家李畅先生认为，盖一个国家大剧院不容易，一定要盖个一流的，弄个二三流的就没意思了。对于这次参加再次审议，李畅先生非常谦虚地表示，作为一个舞台艺术家，对建筑的外观是没有过多的发言权的，现有的方案，他认为，经过修改后，应该是可以安装合格的舞台机械的。

　　第一任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被称为国家级专家的沈勃老先生，鲜明地向记者表明他的反对意见。首先，这次审议的人员组成，舞蹈、戏剧、音乐方面的专家和建筑学家成五五开，前者是建筑学的外行，从可以理解的角度出发，他们当然是希望尽快多个表演的舞台，他们的赞成票从建筑科学的角度出发的因素较少。沈先生认为，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不科学的。据参加审议的人员透露，最后由主办方做的结论性发言有这样的话语：我个人是赞同安德鲁的方案的，搞了这么长的时间，费了很多精力，就这样吧。沈先生对这样的因果关系表示更不可理解。

　　据悉，这次为期五天的审议，邀请的专家仅限于内地，外国及港、台地区的专家不在此列。

　　与会场上激烈的争论相比，会外的激辩也是相当热烈，各种观点针锋相对，记者为此采访了国家大剧院方案的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先生和坚决反对此方案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彭培根先生。

　　安德鲁：我不会“让”它被修改

　　鉴于近日有100多位专家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对安德鲁的方案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要求重新论证国家大剧院一事，记者于上周通过电子邮件，请安德鲁先生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几个问题。

　　问；你是否了解对你的设计的批评？是否现在感到压力很大？

　　答：我相信我很了解针对这些设计的反对意见，特别是通过媒介。我当然非常重视这些反对意见。它们中间有一些是出于善意，可能会有助于工程的完善，其他的一些除了更坚定我的想法以外，就不会有什么别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意见对我的压力能够超过我对自己的压力，这个压力也超过了其他任何的压力。一个建筑设计师，如果同时是一个艺术家的话，对他自己的工作应当是最挑剔的。

　　问：对你的批评很重要的一点集中在造价上。据报道说造价高达47亿元人民币，超过原报价3倍以上。有批评指责你故意压低报价以赢得方案招标，你如何回应这种指责？

　　答：我并没有低估造价以赢得合同。请仔细查看最近在北京出版的有关方案竟赛的文件，你会发现所有进人决赛圈的方案都有着相同的面积和大致相同的体量。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们都作出了大致相同的估价。

　　我们的确曾经在初步设计过程中，与我们的委托人一起，增加了一些额外的设施，导致面积和建设费用增加了20%。但是这个改动未被认可，所以我们被要求设法控制在原方案的数字以内。我们通过合理协调所有的辅助空间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没有改动主要设施。

　　工程的预计成本现在又回到了30亿元，包括了所有的支出和费用。有过大型工程经验的入都知道，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在很多时候，人们一开始会投入过多的热情与梦想，接下来再进行测算和修正。

　　问：有人指责你的带未来色彩的方案是对中国建筑艺术的侮辱，说你的设计与大剧院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答：我认为恰好相反。这些指责也曾多次被用来猛烈攻击任何一座新的重要建筑：悉尼歌剧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等等。创新从来就意味着打破传统秩序，直面未来和变化。总会有些人喜欢回到过去而忽略变革的需要。我不赞同这种观点，但我愿意尊重并讨论它。关于大剧院与周围建筑的关系的问题，为了能使其与周围的环境更加和谐，我是竞赛中唯一一个冒风险在竞赛的某一阶段提议改变大剧院位置的人。目的在于使其与人民大会堂具备一种古典的和谐，同时留出更多的园林给常来留连的公众。在我之后，另外两个参赛者也这样作了。我将其看作是我对城区结构所作贡献的一个证据。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这些园林，以及将来通过增加植被来扩大它的可能性，也没人会反对将来某一天在天安门东侧将这个对称性的位置更大范围地开放给公众。

　　从建筑学意义上讲，我觉得大剧院将和人民大会堂形成一种古典的抒情性的对应结构，即反向的冲突。一座具有醒目的完全由直线构成的、新古典主义的正面(facade)，另一座则没有，而仅有一座几乎完全由曲线构成的穹顶。它们之间会有一个对话，并且各自表述其时间和功能。大剧院将表露一种宁静和神秘，一种“非紫禁”的神秘，因为它将开放给公众，给他们提供一个新的社交场所，一种新的城市观。不和谐？不。它是新的，就像建筑之外的其他领域一样。

　　但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筑品质的问题。建筑品质与风格毫无关系。风格仅仅是一种排序或者对以往成就分类的方式，它们不会告诉你关于未来和创造的任何东西。建筑的品质如同所有艺术的品质一样，可能很难用文字表述。它是一个公众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及情感关系的问题。它如此深植于我们内心，当提到它时，我们仅能极其谦虚和谨慎。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只能说：我相信它将达成它的目的，给中国建筑艺术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

　　问：还有的批评者谈到安全问题，他们指出大剧院的半地下式结构和环绕圆顶的人工湖将使其容易受到恐怖分子炸弹的袭击，你觉得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

　　答：安全问题已经与中国方面的专家讨论过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大剧院将和中国的法国的任何建筑一样安全。

　　问；有报道说你的方案将经过重大修改，你是否接受？如果是，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修改？

　　答；正如我在第二个问题中解释的，我已经作了修改，我完全赞同它。我将一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让”它被修改。我不会“让”它被修改。

　　问：《建筑评论》(一份英国专业刊物——编者注)1999年1月号刊登了一篇文章，批评你用设计机场的方式来对待大剧院设计，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就我所知，这篇文章仅仅是建筑评论家常有的一种愤怒罢了，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什么叫设计机场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学术思考方式应该被完全忘掉。没意思！

　　问：如果你的设计最终被舍弃？

　　答；我并不认为我的方案会被舍弃，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我现在全部的精力都投人到这一工程上了。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同时也是对那些信任我和反对我的人的巨大的责任。我要调动我的全部精力。

　　彭培根：城市需要民族的灵魂

　　曾参与了100多位专家要求重新论证国家大剧院方案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彭培根先生，近日来一直在向有关部门阐明他的观点。

　　彭先生认为，从大的空间组合功能上看，安德鲁的设计是绝对的形式主义。他将这四个剧院用一个大圆穹顶罩起来，这是所有错误的起源，一步错，步步错。房子里套房子，西方人叫“屋中打伞”，中国人叫“作茧自缚”(张开济大师说最形象的形容应是“脱了裤子放屁”)。由于上面这个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的圆穹顶给自己限了高度；所以只能向下挖掘-24米到-34米，因此，连外国专家KIRKLAND也说“这种形式主义的设计在西方无论是政府或私营的业主都不会允许它实施。如果在中国钻了空子，万一不幸实现了，将是近代建筑史上最荒谬的大笑话，我们也可以烧掉所有的建筑系教科书了”。我的师傅、台湾第一大师王大闳(贝聿铭的同班同学)也来信评论说：“……这是一个极少见到违反常规功能的设计……北京人或许会欢迎一些新颖的设计，但相信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粗野和拙劣的作品。”

　　至于也有一些专家赞同安德鲁的方案，彭先生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安德鲁及他的拥护者最常用的几点理由就是；创新的设计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反对，建成之后就会成为传世之宝。例如：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及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彭先生分析认为：

　　1、埃菲尔铁塔是建筑材料及体系的革命，而周围环境并无其它建筑，才会有那种划时代的建筑物，就建筑形式或风格来说意义并不大。如果硬要址上和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的关系，那就太无聊了。安的大剧院方案没有任何创新建材，都是已用了几十年的老材料。形式也不新，国外早已过时，1996年哈尔滨太阳岛上的一个嬉水乐园方案竞赛中，已有了类似这种形式的设计作品。

　　2、悉尼歌剧院面对海阔天空，没有历史文化名城或古迹的环境，所以很适合做一个大型雕塑式的建筑。相反地，国家大剧院的周围的环境就是中国的历史。安德鲁说“我就是要切断历史”，因此，这个外星式的大扁圆球，因尺度太大和太具侵略性使得人民大会堂北、西、南三侧原影民雄伟壮观的柱(廊)子，显得都像牙签了。何况悉尼歌剧院是澳大利亚国会听了两方专家报告后，才投票通过的。中国有可能这样做吗？

　　3、蓬皮杜中心当年是高技派(High—tech)的代表。但因为它的结构、楼梯及所有管道都放在室外，虽然室内空间自由，但原来应该在室内的肠、肚都在室外，维护费太贵。而且它们遮挡了自然光，使得室内没有足够的日光。所以实践证明尽管它是“未来派”但并非是一个成功的建筑。

　　4、贝先生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至今法国文化界和建筑界的反对意见并未减少。尽管如此，这个金字塔只是走向地下博物展馆人口的雨篷，它的尺度很小，和大剧院的庞然巨物完全是两回事。何况协和广场原来就有不少的埃及建筑构件，与现有环境还算协调。它是成功的，但不能做安德鲁的例子。

　　谈到各国在保持民族风格所做的努力上，彭先生更是感慨不已，这位到过37个国家进行建筑考察的专家认为，欧洲的城市文脉强而美，北京的城市文脉在淡化消失中。欧洲从康德后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后，使得经济、文化乃至城市文化和城市文脉，都已像发育成熟的俊男美女。它们可以承受一些“幽默小品”、“变调音乐”、甚至一个“粪团”(建筑专业杂志《ARCHITECTURE REVIEW)用“BLOB”来形容安德鲁设计的大剧院)。

　　相反地，在北京50年代老城墙被拆掉之后，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缺乏章法地建设了20年，使得北京原有城市的棋盘式城市文脉已消失淡化所剩无几。如果在古城中心再来一个“未来派”的外星“粪团”，那就真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北京市这两年来正在大力恢复这种文脉和历史文物建筑，我们应该全面配合，逐步恢复北京原有的引以自豪的特色才对。然后才是增加一些新东西。

　　安德鲁先生应该推荐给中国的，是巴黎如何保护整个有2000年历史古城的一系列理念和法规。我想安德鲁不可能在香榭丽舍大道的两侧，设计任何比八层楼更高或比六层楼更矮的建筑物，当然也不可能允许他在协和广场的附近，建一个已经过时的假“未来派”建筑。国际建协(UIA)过去十几年几次大会宣言都呼吁发展中国家要注意“区域性文化特色”，就是因为极度担心这些国家大量地抄袭西方三四流的(像抄时装一样)建筑，失去自己国家的自我城市风貌，于是走到哪个城市都是“哪里有路，哪里就有丰田车”的灵魂枯竭的城市风貌。

　　当问及如果安德鲁的方案最终付诸实施，你们这些反对的专家有什么感想时，彭先生感慨地说，我们只能说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对后世有了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