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4月上旬是樱花盛开的时节，也是被称为“春霖”的梅雨季节，但老天爷似乎对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开恩，12日这天却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大晴天。下午二时整，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在酒井著作权事务所负责人酒井建美先生的陪同下，我们一行来到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寓所前，在车上远远就看见大江夫人正在院门前迎候。在夫人的引领下，我们刚刚步入并不宽敞的庭院，大江先生便迎了上来。较之5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大江先生的头发显然又白了不少。

　　落座后，大江先生兴奋地站上沙发，小心翼翼地从书柜上层搁板取出了一个锦盒，向我们这些中国客人展示了他的心爱之物———一套景泰蓝的中国编钟工艺品。话题，自然也就开始围绕中国，准确地说，围绕着鲁迅、茅盾、钱钟书、莫言等中国作家而展开了。

　　大江首先说起了鲁迅，认为“在20世纪的亚洲，也就是在这100年间的亚洲，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鲁迅”，“鲁迅能够在非常短小的篇幅内，融入非常厚重的内涵和犀利的观点，这很了不起！”等等，为鲁迅未能继泰戈尔之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流露出遗憾的神情。

　　言谈间，在谈及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大江又如数家珍一般将话题转向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围城》，他颇有见地地指出：“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一些中国作家身上，外国文化、尤其是欧洲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

　　在大江先生侃侃而谈之际，我的头脑中却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江为何对中国文学如此着迷？他的文学世界与中国文学之间又有着什么内在联系？像是察觉了我的思路似的，大江在接下来的阐述中这样说道：“较之日本文学，我认为中国文学更具有世界性，更应当被称之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确实自有其个性，它与自己的传统，一种非常博大、悠久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关于中国文学土壤的农村，无论鲁迅也好，茅盾也好，当然，莫言也是如此，他们都直接描绘了中国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农民。然而在日本，农村文化已经消亡了。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日本文学将要落后于中国文学、韩国文学和朝鲜文学。总之，这次去中国，希望能够和大家就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和文化，以及亚洲文学进行交流。”

　　40年以来，尤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大江一直顶着各种压力大声疾呼，呼吁世人关注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千万不要忘记导致那场悲剧的侵略战争；呼吁人们防止石原慎太郎之类的极右翼分子将日本引入歧途，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乃至走上帝国主义的不归之路；呼吁人们接受中国终将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强国的现实，承认历史问题，使日本走上真正的民主主义道路；呼吁人们关注奥姆真理教问题，正确引导年轻人认真思考何为灵魂、何为精神，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的运动……

　　约定的两个小时很快便过去了，下一个应约而来的客人就站在庭院里。可大江先生的话锋正健，我们不便贸然起身离去，当然，也不愿这就起身离去。但随着夫人对大江先生一次次的轻声耳语，我们却不能不离去了。在送我们出门之际，大江先生夫妇和他们的长子大江光(先天智力残疾，现为作曲家)一同送我们出门。让我们尤其感动且难忘的是，分手之际，甚至连日语都说不顺畅的大江光却用比较纯正的汉语对我们一遍遍清晰地说道：“再见！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再见！”

　　再见，大江先生！在秋风送爽的北京，我们很快就将重逢！

　　参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

　　⊙许金龙⊙大江健三郎

　　我曾在墨西哥城任过教职，距今已是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了。当时，为抗议官宪在三元文化广场对学生的示威游行进行流血镇压，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辞去了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职务。我和奥·帕斯的邂逅，就是在那一时期。与从哥伦比亚流亡到墨西哥来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知己，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还与一位同在墨西哥学院任教职、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人成了朋友，他让我看了一份中国译介拉美文学的书目单，我对那份书目的详尽和丰富惊讶不已。当时，被中国翻译介绍了的奥·帕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被译介到了日本。不过在那之前，我却只能阅读他们的法文译本。那时，我还知道墨西哥的优秀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也被全部译成了中文。

　　当时，我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拉美的知识分子，已经通过文学而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为此而深受感动。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奇妙而坚定地相信，他们对欧美文学非常了解。然而，这种自信是真实的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日本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高处和深处，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努力理解墨西哥的文学，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从中找出中国文学与拉美文学的连接点，从而创造出融入两种异质文化的新文学。这一天已经不会太远了。而日本文学距离这一目标却还非常遥远。

　　当莫言他们以惊人的气势开始他们的创作活动时，我觉得自己的预感得到了证实。联想到他们身后的那些新作家的旺盛势头，我认为在21世纪的前半叶，中国作家显然将要占据世界文学中的显著位置。让我感到担忧的是，日本文学则很有可能停滞在封闭性的本国文学的框架之内。

　　在我来说，作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亚洲文学就是鲁迅。倘若现在由我来编选此类文集，鲁迅将会被排列在第一位。尽管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时期远远晚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而且，早在我出生的翌年他就去世了，我也从不曾想象过自己将来会去写小说，但对于我这个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鲁迅却是同时代最为重要的世界文学的作家。这里说到的同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当然，鲁迅进行文学活动的时代，是以我出世前的时期为中心的，而且，还深为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所折磨，那个不久后我出世来到的国家的国家主义。然而，在那个时期，日本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鲁迅那样备受磨难而不失威严。在我看来，晚于鲁迅开始文学活动的中野重治是日本唯一能够在文学和人品上接近鲁迅的作家。不过，我同时还认为，尚不能将中野重治划入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个级别中。

　　我的母国的年轻作家们，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从内心里渴望实现前辈们没能创造出的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是我最崇高的梦想，期望在21世纪上半叶能够用日本语实现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梦想理当已在中国(包括作为中国语文学组成部分的台湾作家)，在韩国，在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尽管我还没有接触到他们最新创作的作品)得到了实现。在被这种新文学所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仍在继续着自己的梦想。

　　我一直在想，我应当竭尽余生之所能，使得这个梦想也能够惠顾于自己的文学。我当初开始作家生涯时曾有一个奢望，那就是从自己的笔下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

　　今天，当我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对于自己的文学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世界文学竟然毫无自信，甚至都怀疑是否值得被称之为亚洲文学。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才仍然像青年时代刚刚开始步入文坛时那样，对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总是抱有新奇和强烈的梦想。（许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