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我的日记———一个坐台小姐灵与肉的自述》面世以后，引起读者较大反响。青年女作家张梦云为创作这部小说，曾两次到歌厅亲身体验“坐台小姐”生活。小说出版并走红后，她的麻烦事却接踵而至：有官员要与小说中的某人物对号入座；有“记者”杜撰了她的坐台“内幕”；张梦云苦心经营的作品却拿不到一分钱报酬；盗版书层出不穷……近日，在张梦云简单的家里，她向笔者讲述了她的故事———

　　南下打工

　　1972年，我出生于湖北襄阳县张家集镇。我一心只想当作家，所以，从襄阳县师范学校毕业时，我进了被认为是“作家摇篮”的襄阳县文化馆。

　　本以为在文化馆可以一心一意搞创作，谁知，这个简单朴实的梦想却遭到了迎面一击：文化馆由于事业经费紧缺，工资难以为继，馆里要求，每个职工都要搞“以文补文”(有偿创作，拉赞助)并定下硬性指标。这样一来，即使一年的工资一个子不拿，也不够交“补文”的钱。我不得不到处奔波。整天对一些老板和一些官员陪笑脸。

　　有一天，我和一位女友逛街，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我：广西某地一家公司招聘女职员。我突然心里一动，便报了名。1994年3月，我与一位女友一起，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怀揣着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想，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暗访夜总会

　　两天后，我们来到了广西玉林地区的一个县级城市，找到了启事上的招聘单位：花园娱乐城。这里聚集了来自川、黔、鄂的十多个小姐，工作是陪客人唱歌、跳舞。让我至今心存感激的是，我相处不久的男友张金红并没有责怪我的不辞而别，他理解我，支持我，怕我没钱用，还给我寄了400块钱。

　　小姐们竞争很激烈，为了多得几个小费，常常使尽手段，不惜作践人格。一个来自贵州名叫戴英的女孩，“卖”了自己不说，还写信把家乡一个小堂妹骗来，卖给了路边店。后来，堂妹染上性病，无钱治病，只得偷跑出来，来找堂姐。谁知，天良丧尽的堂姐，竟对她恶言恶语，又把她送回了那个魔窟。

　　一次，我偶然碰到了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便把那个小女孩的遭遇讲给他听，天真地希望他能救救这个女孩。结果我错了。那位副局长对我笑笑，两肩一耸，一副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无可奈何又高深莫测的样子。这个副局长后来成了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一次，包房里来了3个客人。服务员端上红豆沙饮料，一位看上去有点气质的客人随口吟出：“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我一时忘了自己的“小姐”身份，不由自主地接上“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那位客人站起来，神情夸张地握住我的手：“同志，可找到你了！”顿时赢得满堂喝彩。

　　这位“雅人”谈吐不俗，风趣幽默，我们似乎很投缘，很谈得来。结账时，因为“投缘”，我留了意，他们只要了饮料点心，居然是700多元！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指着站在吧台里的老板：“你宰人！”如此“吃里扒外”，受老板责骂是意料中的事，让我难堪的是，那位与我“对暗号”的客人并不领情，反过来劝我不要计较，一副“大款”派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当地的一位副县长，知道了他的身份后，我顿时感到如同误吞了一只苍蝇。

　　这时我做“小姐”已经3个月了，到此为止，终于恶心够了，就背着记得满满的三大本日记———这是我的收获啊！我回家了。

　　再度“坐台”

　　回家不久，我结婚了。丈夫张金红对我写作很支持。婚假未休完，我就开始了我的写作，我把这部作品定名为《红尘》。

　　真正坐下来写作的时候，我才知道写长篇小说不像我设想的那样简单。一铺开稿纸，本来思路清晰的大脑立刻像被塞进了一团乱麻。

　　面壁三思，我终于明白，以前的生活积累只限于坐台小姐的喜怒哀乐这个狭小的圈子，而一部作品的生命却在于如何通过一些故事，来折射某个时代背景下，人物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这时，歌厅在襄樊也应运而生，也有“小姐”了。而经常光顾此类场所的人物很能体现某些社会风尚。我忽然有了冲动，为了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小说人物，我决定二度“坐台”。丈夫很开明，他说，只要你能写出作品，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当天晚上，丈夫用自行车把我送到我们看好的那家歌舞厅后，就在门口等着我，直到晚会结束。

　　一天晚上，我陪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跳舞。他是在中原市场做百货批发生意的，收入不是很好。我问：“那你为什么还到这地方来？”小伙子有点愠怒：“咋了，你怕我给不起小费？”我说：“相信你不仅给得起小费，还给得起‘大费’，但你想过没有，那是你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你们生意人，常常为几分几毛钱互不相让，在这里一掷千金，你就不心疼？”这才消除了小伙子的敌意。舞会结束，我拒绝了他的小费，并告诉了他我的身份，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在我的作品中，有不少素材来自这位朋友。

　　我还遇到了一个中年男人，他是一家运输公司的经理，也是舞厅的常客。我给他说，我正在写一部小说，写到一家公司领导层明争暗斗、互相攻讦的时候，写不下去了。他就给我讲了他们公司和他所熟悉的一些公司的内幕，许多故事根本不可能虚构出来。我就这样一点一点搜集了很多重要素材。

　　没有稿酬

　　又坐了一个多月台，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在我心中日渐清晰，几度搁浅的创作，终于找到了一突破口。短短一个月时间，20多万字的《红尘》就完成了。我开始联系出版。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本地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文爱艺。听了我的简略介绍，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要我把初稿拿给他看。1998年5月，文看过初稿后，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9月9日，我把定稿的24万字书稿交给了文，文交给我一份手写的协议。内容包括：作品定名《我的日记——一个坐台小姐灵与肉的自述》；没有稿酬，联系出版的费用由乙方(作者)负担。多年的心血，拿不到一分钱，我有一些失落。但想一想，这些年自费出书的比比皆是，跟他们比起来，我还算幸运。

　　1999年6月，有朋友跟我说，我的小说在书市卖得正火。那些天我正在写作第二部书，整天闭门不出，极少与人交往。我当即冒雨来到襄城批发市场，我的书果然热热闹闹上市了，而且有多种版本。封面是一个神情沮丧、长发散乱、几近袒胸的性感女子，下面是几行打在方格纸上的手写体：“灯灭了，那双让我恶心的手又是摸，又是亲……完了，他说你们女人真是下贱……”并标有“纪实文学”、“国内第一部真实记录坐台小姐鲜为人知的生活内幕”等字样。

　　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该书的印数之大、盗版之烈绝对在意料之外，也明显有违我与文作家签的协议上的条款，这对“没有稿酬”的作者不能不说是一种伤害。此外，该书在当地大量倾销，我担心会有人对号入座，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

　　一个交情颇深的朋友对我说，本市一位比局长还大的官儿托了几层关系，想见见我。我问见我的目的，朋友说，没准是对号入座，看是否有他的把柄在我手上。朋友在开玩笑，我却真有这方面的担忧。我知道，我在本市二度“坐台”的日子，没少接触各级领导干部。小说出版不久，就有一位自称某局某科长给我来电话，责问我为什么把他写进小说，还说假如影响了他的前程，他绝不会放过我。还有一些无聊者甚至问我，与“刘歆”还往来吗？“潘劲松”(均为小说中人物)是谁？我只好无奈地笑笑。

　　杜撰隐私

　　1999年10月中旬，我接待了一个来自西安的丁姓朋友。丁朋友也是在媒体上了解我的遭遇后与我联系的，这之前，我们已通过几次信。丁朋友自称是西安某报记者，他邀我到西安，意在包装我的第二部作品。此后不久，丁又一次从西安来找我，约我拍了照，并说一家刊物答应发一篇关于我的采访，要我给他写纸授权书。我直言不讳：不看稿子，我怎么相信你？丁朋友立刻大为不满，丢下一串不恭之词，气咻咻走了。

　　今年3月的一天，妹妹来到我的住所，一进门，她就把一本南方的杂志愤怒地甩到我的面前。这本标着2000年第一期的杂志头条稿就是关于我的“独家专访”：《女作家坐台为哪般》。文中杜撰了大量的内容，严重侵犯了我的隐私权，伤害了我的人格。在此，不妨照录其中一节：……在父母的催促下，她(张梦云)回去嫁了个丈夫……她的婚姻完全是父母安排的任务，她和那个憨厚的丈夫在语言上也难于沟通，也正是这个原因，她又开始坐台了，来到襄樊一家歌舞厅坐台，她说，她仍然想从坐台中，从那些丑陋的男人身上找到某种“平衡点”，并希望从坐台中找到奇迹，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不知道自己想从那些丑陋的男人身上找到什么“平衡点”，我也不知道自己希望从坐台中找到什么奇迹，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我搞不懂这位丁记者从哪儿来的这些“素材”，我的感觉像在大庭广众中被人剥光了衣服。

　　前不久，襄樊市场上又出现了《我的日记》盗版本，只是书名改成了《当代少女日记》，作者署名“梦云”，把我的姓去掉了。

　　我不能再关在屋子里埋头写书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走进了襄樊市法大律师事务所。接待我的田仁律师看了关于我的那篇“专访”，听我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明确表示，那篇“专访”严重侵权。

　　不久，田律师第二次约见我，对我说，关于我的事，有三个官事可打：一是我与文爱艺签约的“没有稿酬”的协议违反《著作权法》，属于无效协议，可通过法律程序向出版社索要稿酬；二是某杂志那篇“专访”《女作家坐台为哪般》侵犯我的“隐私权”和肖像权；三是追究这本书的盗版。我已经给田律师写了委托书，我相信，法律应该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说法。

　　摘自《生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