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声报讯 如今，当诗歌、散文、小说都喊“不景气”的时候，传记文学的市场却还红火。但相对于如上体裁的作者，传记文学作家却多了几点难处：中国的传统讲究“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一个“讳”字，为传记文学套上了一副镣铐。小说中的英雄，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伟大，也有“败走麦城”的没落，这样一个个人物才能血肉丰满活脱脱。可是传记文学作家写英雄时，“讳”，迫使你不能不删掉“败走麦城”这一笔，这就走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而作为传记源头的《史记》，开启了“以人写史”的规范，使传记文学作家背上了历史的重负--既套上了“讳”的镣铐，又背上“历史责任”的重负，传记文学作家的笔格外沉重。

　　当传记作家感到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写作愈来愈困难之时，国内40多位传记文学作家和出版社聚集一起，探讨“21世纪传记文学走向”。许多传记文学作家对“传记是否需要肩负历史责任”提出质疑。

　　据《中国青年报》孙晓玲报道，作家李鸣生说：“胡适将历史比喻为一个任意打扮的妓女，历史在我的眼中是不可把玩的魔女。由于每个人的角度、观点的不同，即使同一历史事件，两个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的叙述。所以，对于传记作家来说，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评论家李炳银在历史和传记的关系上认为，“传记首先不能伪造历史。但因为它不是历史的教科书，也不必完全忠实于历史。传记给人呈现的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历史的某个视角。”女作家顾葆孜写了10年领袖人物的传记，她认为，以前的传记中，由于主人公地位的重要，作家往往在写作中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将作家依附于“传主”。今后传记要走向个人判断，因为历史中的人是多元的、有个性的，要让他们发光，必须有作者的判断、感受，呈现出作者独立的眼光。

　　谁将是21世纪传记文学的主人公？传统的传记观念总逃不出为杰出人物树碑立传的功用。而现在的传记市场中，许多描写普通人物命运的传记得到了读者的青睐。如三联出版社新推出的《幸福人生》，是一位澳大利亚大农场主的自传；而前些时跃上排行榜的《五体不满足》，主人公是日本的一位残疾青年。作家出版社的石湾说：“21世纪的传记人物应该走向普通人物。因为第一，领袖题材的传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限制了它的发展；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界、企业界的精英将是读者兴趣的重点；第三，以体现精彩生活的普通人为主人公的传记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如上海作家陈丹燕，她描写上海女性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和《上海的金枝玉叶》都有很好的市场销售。即将出版的以上官云珠女儿为主人公的传记也写得非常精彩。评论家贺绍俊认为，传记文学的走向取决于历史观的发展方向，即，由伟人向人民群众回归，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历史，看到历史发展的影子。这样的写作，作家就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