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将于9月25日访问中国。9月10日，本报特约驻日记者刘迪、吉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东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王新新在大江先生的住宅对其进行了专访，以下是这次采访的部分内容。“共生”才是亚洲惟一的希望。

　　问：记得1994年您获得诺贝尔奖那年，《人民日报》的张虎生先生采访您时，您曾说“想再次访问中国”。时过六年，在您的愿望即将实现的时候，时隔十六年的第三次中国之行您一定充满了期待，是这样吗？

　　答：以前我去过两次中国，一次是1960年，另一次是在八十年代(1984年--记者注)，对我来说是很难得、很重要的经历。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两次去中国，都没能和年轻人直接进行交谈，也没能和作家们直接进行讨论。这次就很好。这次有和作家们的座谈、和学者们的讨论，还有在大学的演讲。特别是在我讲演结束后能以问答的形式与年轻学生们进行讨论，这可以说是我最大的期待了--和中国的年轻人共生。“共生”这个词在现在汉语里还是一起生存下去的意思吗？

　　(记者答：是，共同生存。)

　　亚洲人和中国人共生，中国人和日本人、和韩国人一起，当然也包括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一起“共生”，才是亚洲惟一的希望。日本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能够共生，是我对未来的展望中最为重要的事情。

　　问：您是一个很重视社会责任的作家。您很欣赏的马尔克斯曾经说过：“一个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的作家不是个好作家”。从日本文学传统的角度来看，文学是远离政治的，而您却说过您是用文学参与政治(《广岛札记》、《冲绳日记》就是一例)。您希望像您这样的作家在日本更多一些出现吗？

　　答：日本的确有重视社会责任的作家，我们上一代作家中有很多。我也很重视。和我同时代的作家井上靖是很受大众喜欢的作家，在对民主主义的认识上，我们非常接近。我希望年轻人思考民主主义，希望他们把作家当成知识分子看待。现在的年轻作家中有很多受欢迎的优秀作家。村上春树、吉本香蕉，都深受喜爱。但是他们可能是觉得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很难为情，也不够成熟。在日本，把小说家看做是知识分子、要担负起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责任的认识越来越薄弱了。我对这点非常不满。我认为，一个好作家，应该强烈意识到文学家是士大夫，是知识分子。

　　问：您1999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曾引用托马斯·曼的一段话，以此呼唤“战斗的人道主义”。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一概念，怎样认识它的现实意义呢？这会不会是战胜危机的手段之一？

　　答：托马斯·曼原本并不直接发表政治见解，他是一个“非政治的人”，写文章、写小说。但是，希特勒出现了，把整个欧洲带入战争、带入恐怖。这时他说，欧洲的人道主义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实在太温和了，必须让它更具战争性。对反对人道主义的势力，必须提高战斗力。他说，只有“战斗的人道主义”，才能战胜希特勒。所以我在柏林的演讲中所说的“战斗的人道主义”可以理解为战斗的民主主义。我认为这在现在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不是在家里写写小说、做做实验就行了的，他必须主张通过自己的学问获得对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为此需要战斗。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及、重新思考“战斗的人道主义”。托马斯·曼虽然是六七十年前的人，但他说的话现在又变得重要起来。参加侵略战争就要负责

　　问：近些年来，先生在海外做过很多次演讲，这些演讲表达了您对日本、日本人的独特认识，是在呼唤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尤其是“新人”的理念，更是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您在演讲时也说过，希望自己的声音能传达到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那里去。您觉得他们听到了您的声音了吗？他们会怎样看待您的呼唤？您认为“新人”是否能够出现？

　　答：我觉得反响是有的，我接到一些来信，说听了演讲，开始思考民主主义问题了，对日本正在进行的国家主义宣传产生了怀疑等等。日本人作为个人，一个一个的年轻人作为个人自立、独立是非常重要的。70多年前的日本开始战争，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日本国民活在世上的，甚至可以为天皇去死。然而，在近代国家，在民主主义世界，要作为个人而自立、独立。自立的个人携手并肩的社会，才能进步。我认为，日本人需要树立这样的想法，先作为个人独立，在此基础上发挥对他人的想象力。日本人有必要建立与他人的横向联系。我认为这样的“新人”一定会出现。

　　去国外大学讲学时我发现，最不独立的就是日本人。比如说有5个日本人，这5个人就抱成一团，而不会一对一地和外国人对等相处。日本人是最不国际化的，个人就不国际化。没有“新人”————作为个人对等地与外国人交往的人。然而，日本却出现了类似石原慎太郎“三国人”之类的理论。东京都知事发表敌视中国人的言论，要是美国纽约州长发表这种言论，会引发大规模抗议运动的，但在日本，听说石原慎太郎还接到很多表示支持他的电话和信件，这可能是真的。这只说明日本人和日本国都非常封闭，缺乏作为个人自立，作为个人与外国人交往的态度。日本一直十分闭锁，最初基督教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接着是明治维新再次开国。现在可说是第四次锁国，日本年轻人给人一种非常锁国的感觉。我对此极为担忧。我希望他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希望他们做“新人”。

　　问：您在《迟到的青年》后记中有一句话，就是“(去中国使我)获得了一个机会，能够从战场的另一侧来看一看战争”。战后五十多年来，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并没有获得真正解决。那么这次中国之行，您还想从中日关系的“另一侧”看到些什么吗？

　　答：现在政府这些人与我同龄，我在现在的保守政权身上，看不到一点对中国的带人性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让更多的人作为个人感到对中国的责任，是最要紧的。这次去中国，我很想听听年轻人坦诚的声音，问问中国的年轻一代，在面向未来的时候，觉得日本人是不是可以信赖的，作为亚洲人，日本人可不可以信赖，作为世界人是不是可以信赖，是不是真的可以共生。我想从“另一侧”倾听他们的意见，我希望他们畅所欲言，我要把这些忠实地传达给日本人。

　　问：在您给君特·格拉斯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觉得应该引起重视，就是您认为“应该把战死者从国家领回自己家”。战死者也好，战死者遗属也好，其实都是那场战争的牺牲品。这些年来不断发生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情，这一方面意味着有些日本人至今尚不能正确看待战死者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有人是要再次利用这些战争牺牲品尤其是战死者遗属的情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答：对。先说说这个您说的“政治目的”。日本有个战死者家属组成的“遗属会”，遗属会规模大、人数多，这些人在选举时都支持现在的保守政党。这50年间，为什么保守政党长胜不败？我认为有两个理由：一是有天皇制。现在天皇只是宪法下的象征，但整个日本社会还是存在一种敬重天皇的风潮。这可以认为是一种国民情感。所以我拒绝接受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时，在我家门口，就有过各种示威活动，也出现过各种批判。就是说，日本人身上还有着对天皇的强烈感情。投票给保守党，和对天皇的亲近感及尊敬密切相关。再一个就是，遗属会人数非常多，他们把选票都给了保守政党。在这点上，保守党利用了战死者，是毫无疑义的。我一直在想，战死者，不管在哪儿，都是牺牲品，虽然是牺牲品，但他也参加过战争啊，特别是这种侵略战争，就要负责任。死了的人也和活着的人一样有责任。所以，看重战死者，由国家供奉战死者的想法和做法，就是无视、忘记战死者的战争责任，这是不能允许的。而把战死者作为个人来悼念缅怀，就很自然。

　　但悼念是悼念，应该全盘考虑。而且为了今后不再出现战死者，防止国家主义把日本人再拽进去，有必要对孩子们进行教育。所以我认为日本人真是不能再让历史重演了。中国作家没获诺贝尔文学奖不公平

　　问：先生在文学创作中也积极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先生认为东方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吸收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怎样才能从“西方的目光”中走出来呢？

　　答：西方目光是说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很在意西方人怎么看日本人，在意从西方人的标准和立场来看，日本是什么形象，然后按西方人的观念、生活在“西方的目光”里。我觉得这很无聊。吸收外国文化是件很好的事情，但这种吸收应该是作为个人吸收，“我”这个个体、自立的个体，有必要吸收，并在吸收的同时创造日本的文化，然后，以日本的文化反馈给外国，应该是一种对等关系。日本人不具备这种对等心态，十分在意美国的视线，在意欧洲的视线，却全然不在意亚洲的视线。小泽征尔认为，日本人应该认识到，日本人的音乐也是世界音乐。我也认为，日本文学是世界的文学。所以我向世界学习，向中国、韩国学习。文学就要向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学习，然后建立新文学，但这新文学还是那个国家、那种语言的文学。这很重要。比如哈金这个中国作家出了本很好的英语小说《Waiting》，作为美国文学，是去年出的最好的文学作品之一。中国人用英语写作，写中国的事如婚姻制度，这也是世界文学，华裔美国作家非常多。

　　问：今天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但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人的能力空前强大，克隆技术、DNA研究进展迅速，但与此同时，就像尼采说的那样，人们发现“上帝死了”，人们丧失了精神家园，感到幻灭。您在您的文学世界(比如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空翻》等作品)中设定了四国森林这样一个乌托邦，那么我们怎样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乃至创造这样的理想乡呢？人又应该怎样确立自我呢？

　　答：现在，科学发展的确是越来越迅猛，分工越来越详细，科学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了。我有机会和得过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奖、医学奖的人交谈，这是得诺贝尔奖的最大好处。这五年间，我和他们接触发现，他们虽然都具备相当的知识，但还是可以把他们看做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他写下了相对论，特别难懂。但读他的随笔、书信，我们可以知道爱因斯坦在自己的专业知识基础上，思考人是什么，对世界提出批评，他是作为知识分子而存在。作为知识分子发表意见时，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尼采说“上帝死了”，是在一百年前了。我想从人的角度，思考一下宗教、信仰这些超越人类的东西。这也是我文学的目的。我写的是人，不是神。但我并不只停留在层面上，我要注视人的层面以上的东西。这体现在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空翻》里，特别是《空翻》。

　　我们知识分子应该以长远眼光和各个领域的人合作，一同思考，一起发挥作用。所以，希望就寄托在知识分子的协作上。虽然21世纪由于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还有核武器问题而并不很光明，令人很感不安，但科学进步，并不意味着人类走入绝境。因为我想，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值得信赖的科学家们会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和我们说话。

　　问：您的作品也有被改编成电影的，比如说《宁静的生活》、《饲育》等，于是就有更多的人通过电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来接触、理解您的小说了。如果中国的艺术家如您比较欣赏的张艺谋、陈凯歌提出合作设想，您是否可以考虑进行跨国合作？

　　答：我很喜欢电影，也喜欢音乐，喜欢小泽征尔。我的儿子也在作曲。电影呢，我内兄伊丹十三是电影导演，但我从没写过剧本，我只想着怎么发行自己的小说。所以我的艺术世界非常狭窄，表现样式也非常贫乏。如果能和中国的优秀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合作，我当然愿意。但有个问题，艺术家光提供艺术作品是不够的。电影需要相当多的资金，如果在筹措资金上面我尽不了什么义务，我不会合作。如果将来我的小说畅销，我有了几十亿日元，我最想合作的人还是张艺谋或者是陈凯歌。不过也许一辈子都实现不了。

　　问：作为作家，您认为自己的文学也就是“大江文学”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应该怎样为您在日本文学史上定位？

　　答：经常有人说我是代表日本的作家，但我个人并不这样认为，我代表不了日本。我只是一个用日语写作的一个个人，一个小说家。我认为，不是作为日本的作家，而是作为东京的作家、小山村的作家自立、独立，那么我也就是世界的作家。

　　问：再过一个月，今年的诺贝尔奖就要公布了……

　　答：是啊，能是谁呢……

　　问：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大宝库，可中国作家却没能有一个人获奖……

　　答：就是啊，这不公平。不过我认为还是在中国国内进行创作活动的中国作家得奖比较好。以前有过从苏联逃亡出来的人得奖，但我不太看好这种形式。在外国进行创作活动的人获奖，可能会被反共宣传、反中国宣传所利用，这就无聊了。图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这里的自然环境、民间习俗，对大江健三郎后来的创作颇有影响；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小说《死者的奢华》成为日本文学界最为推重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这篇小说显露了作者“异常的才能”；1965年赴美国，参加哈佛大学的研讨班；1993年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4年瑞典科学院宣布大江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个人的体验》、《冲绳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本报特约驻日本记者 刘迪 王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