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三十而立

　　我奔了三十岁，还没写出长篇的东西，心里着急。在我看来，短篇是小东西，要想立住，必须有大部头的。我觉得自己能把握长篇了，而且昌乐的所见所闻总在我脑中萦绕，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写出来。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们一下子都来到了我身边。写萧长春时，老朋友萧永顺仿佛就坐在我对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听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在东村晒场、护秋，我也都写了进去，有了那些亲身经历，我觉得自己写得相当活。写了改，改了写，我抄一遍稿子改一遍，一共三遍感到满意了。《艳阳天》出版后，反响很大。我心中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三十而立了！

　　读者喜欢我，每天都收到好多来信。单纯谈文学的很少，都是从政治上谈。有些人说我还写马立本这种人的感情生活没必要。我自己不这么看。如果把这些所谓不符合形势的部分都去掉，《艳阳天》肯定要大大逊色了。不过当时正闹“革命”嘛，读者怎么说都可以理解。

　　《金光大道》：我最偏爱

　　从1966年到1970年底，这五年间，我跟全国所有的作家一样，是在斗批改、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新返回了北京，于是在顺义箭杆河边南彩卫生院闷头开始写我的第二部长篇。

　　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至于“文革”中把“高大泉”作为写作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去写，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这个路子是我趟出来的，最合我的脾气，对别人就不那么合适了。而且今天看来，这样做抹杀了生活和创作的多样性。

　　但人们更喜欢《艳阳天》。我多少有点失望，那时觉得《金光大道》比《艳阳天》要成熟多了。但现在想来，读者是有道理的，当时受观念和水平的限制，过于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点我是二十年后才认识到的。

　　我开始懂事时，正是农村开始实行互助组的时候，它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在这一两年关于我的争议中，有人指责我在80年代的作品中依然留恋互助组。其实写《金光大道》时，互助组已过去十多年了。而70年代初，农村已走得太快了，太左了，我已经接受不了。所以我只能返回头来写50年代。

　　人们喜欢《艳阳天》也许还因为它的手法更像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更生活化、个性化。但在《金光大道》中我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想来有点可惜。还有，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统论。今天我当然不这么看了。时间会使人改变很多。

　　《西沙儿女》：应付差事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的、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含着各种滋味，非是几页稿纸所能说清道明的。

　　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四人帮”倒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

　　江青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两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一个月写完《西沙儿女》之后就交给上面，这事就算应付过去了。

　　江青对于会咏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

　　《苍生》：回归乡土

　　苦闷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那时我不去文联了，工资都让孩子们替我领。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我赶上了那个时代，并有幸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我对当时的创作不后悔。

　　在这种心境下，我来到三河县段甲岭，挂职段甲镇的副镇长，夜晚和老乡们睡在一条炕上，聊到深夜，那些动人的故事，像一股股热流激发起久已尘封的创作欲望。我又找到了自己的根--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我在这种情况下写了《苍生》这本书。这书写得不是很好，我也不满意，艺术都是遗憾的吧。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战战兢兢的，而是小心翼翼的。那时正是农村的一片大好形势，许多作品写到农民富得有钱都不知怎么花了，坐飞机旅行，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一跳。在这种情况下我写《苍生》，同志们可以想像我这种小小翼翼。

　　1988年，600页的长篇小说《苍生》悄然地摆到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第二年国庆，又获了建国40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苍生》的出版的确把我从无人理睬的境地一下子又推到热闹的文坛。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和我同是宝坻老乡，她找到我，说：“你的《苍生》把我的戏瘾勾上来了，我一定要演你笔下的田大妈。我要为河北老乡塑造好这个形象。你一定要把《苍生》搬上电视呀！”

　　《苍生》虽然拍了电视剧，看的人很多，但肯定没有我以前的作品影响大。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也并不感到失落。时代变了，我已过了虚荣的年纪，只要乡亲们喜欢，我就满足了。

　　这时我已住到了“泥土巢”，是三河县委县政府给我在县招待所盖的小院，在这个“巢”里我创办了《苍生文学》。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爱这个事业，爱得发昏，爱得成癖，爱了足足一生。这样的深爱，将会跟我的生命并存亡。

　　我忘记了一点：年龄不饶人。1993年6月25日上午，半杯啤酒、半碗面条下肚之后，脑梗塞(老百姓叫中风)这个恶魔突然向我扑了过来。以后在一连串的抢救中经历了失语、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觉……在整个过程中，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心情是平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知道可怕的后果。但我没有恐惧和悲哀，心灵上倒有一种解脱感，轻松感，我本该给社会、给家庭、给自己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余下的不能做了，也不需要做了。几天来，我想了很多，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情。第一次知道健康与残废、活着与死去它们之间的距离是那样的近，只是一纸之隔。

　　关于我的争议还在持续，有些人加入争论但对我的事情并不了解，许多作为攻击要点的细节不准确。早在70年代末，“文革”后文艺界对我的批判风刮起来时，我便意识到，自己必须站出来，把自己说清楚。于是从1982年开始动笔写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圆梦》。本来打算写五部，但1993年、1997年两次脑血栓，使我被迫放下了笔。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这个心愿。(口述／浩然 写／郑实)

　　真实便是最有价值的言说

　　对35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这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在一段特殊的时期，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也许正因如此，对浩然的争议到了90年代末仍然连绵不断，在这些或褒或贬的评述中，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人们谈的是浩然的作品、浩然的为人，实际更想表达对过去四十年的反思：文学的里程、农村经济的发展、政治的风云变幻等等。

　　然而一个个体能承载得了如此大的意义吗？争论进行到一定时候，对于具体细节的分歧，使我这个70年代的人忽然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当事人、“过来人”并不意味着就是完整历史最佳的诠释者。浩然曾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写过80万字的三部自传体小说，详细讲述了自己从只念过三年书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专业作家的艰辛历程。他原计划接着写第四部、第五部，把1959年加入作协之后写《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过程及文革中与江青的瓜葛毫无保留地告诉世人。遗憾的是，1993年他突然中风，尽管抢救及时，基本没留下后遗症，但已无法完成写作计划了。

　　出于对历史的好奇，我就这些问题对浩然进行了采访。坐在我面前的浩然已没了往日的风采，无法长篇大论地讲故事，他时时因记不起某人的名字而沉默不语。在比我年长40岁的梁老师面前，人生的无常与幻灭感时时袭来。对于疾病、衰老的憎恨与无奈，使我深切体会到了老人此时的心境。这恐怕也是近来人们对他争执不休，而他自己却一直缄口沉默的原因吧。

　　渐渐地，浩然袒露了一个人面对世人，面对未来所能袒露的一切。他只想告诉读者，自己奋斗过、苦恼过、爱过、恨过。我深信，浩然心中明了，一个真实的自己便是最有价值的言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真实的浩然奉献给关注他的人们。

　　《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