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被媒体公布出来，四川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榜上有名，但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随即声明在11月初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所有获奖“名单”、“人选”之类的消息，中国作协都不予承认。

　　小说《尘埃落定》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一个藏族土司的傻瓜儿子的传奇经历，他与现实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并成了土司制度灭亡的见证人。小说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

　　《尘埃落定》今年5月以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的候选名单，成为得奖大热门。以下是本报记者对正在南京书市推广《科幻世界》杂志的阿来的专访：

　　小说三年遭冷遇

　　《尘埃落定》1994年冬天写完，1998年3月才面市，中间这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在各家出版社之间作了漫长的旅行。

　　很多作家偏爱自己的东西，好的东西觉得好，不好的东西也觉得好，但我自己确认不管从什么角度讲这起码是对得起自己的作品。在搁下笔的时候，这部书能不能出版、能不能在市场上走红或者别的什么都不重要，要紧的是它印证了我当初的选择，能写出这样一篇表达个性的东西，这已经足够了。

　　写完之后我去找出版社，因为我当时没什么名气，只能四处投稿。结果去了十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1997年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到成都，当时他们是找四川的一个作家邓贤，就是那位写《流浪金三角》的作家，后来听说我有这么一篇稿子，提出来要看一看，说实话我没有抱太大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国文学出版业的老大，在接受新型文学方面可能比较保守，但没有想到仅仅在一个多月后就给了回话，要出这部小说。

　　到目前为止，仍有不少人认为我会对许多出版社有怨气，其实根本不是。我现在也是搞出版的，知道这中间有许多深层的原因。

　　时间是最好的法则

　　我一直觉得所有的现在都有一个由来，过去是什么样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现在。藏族社会的变革如此剧烈，是从一种社会跨入了另一种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巨变中就特别具有戏剧性，而这正是当代许多强调关注现实的作家没有看到的，就像足球，一个不怎么样的后卫就只知道贴身紧逼、犯规、铲倒、罚点球，但若是出色的后卫就能做一个自由人，视野会更开阔一些。

　　文学需要一种沉淀，需要一个距离，不是说不能写现在，也许特别有天赋的人就能做到这一点，譬如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就是写的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在。写现在的文学也有风险，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写《抉择》的张平，而写过去的小说因为时间距离的原因不会那么敏感。

　　过去签名售书的时候，我写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倾听时间”，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人世间最伟大的法则就是时间，虽然它是沉默的无语的没有轮廓的。

　　用画面串起来的小说

　　动笔写《尘埃落定》的时候，在我脑中就出现了那样的一幅图画，非常清晰强烈，就是雪后放晴画眉在窗外枝头叫，一个人躺在床上。当一个个细节很成功的话，就是给人物搭了个舞台，就有了他们活动的空间。至于这些细节怎样串联起来，有很多是由不得我的，因为人物要运动、情节要发展，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和逻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是在创作小说而是在记录，我被情节牵着走。在我心中有了二三十个细节的时候，我就该写点儿什么了。

　　我写东西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在电脑上打下第一行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东西能写多长有多大分量，有时候只写了一行就觉得没戏，文字本身会给我一种强烈的暗示，文字和我之间有种感应。

　　我用生命写作

　　我在细节上下了很多功夫，查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史料只能提供一些客观的制度和器物的记载，不可能有感性的人物甚至情节。所幸的是藏族地区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公路铺进来了、汽车开进来了、村子里高音喇叭响起来了，但它总有一些东西没有变，在乡村里，过去的风俗和生活方式，特别是思维的方式都不可能有根本上的变化。我从小就在这样的山区长大，就是现在我的家人除了妻子都还住在乡下，这就让我有了了解藏族人和他们生活方式的机会。

　　写东西需要人生积累，包括事件上的和情感上的，可是咱们中国人一提起情感就很狭隘，就是男女，其实我觉得它无处不在，人与自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都有一种关照，这种关照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但它的确是存在的，经过日积月累就成了你自己的积淀。有人就问，你不知道那个人的心理怎么去写他？这就需要燃烧我的人生积淀，这是一个消耗生命的过程。

　　我写小说有没动笔之前就想好了题目提纲的习惯，《尘埃落定》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土司的城堡在早晨的阳光下被大炮轰塌了，土司的傻儿子站在一个山坡上看，灰尘飞起来，再落下去，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原来的城堡已经不复存在了。写到这里我情感上的消耗也很大，几乎到了衰竭的地步，很想解脱出来，正好我也看到了结局，于是就用了“尘埃落定”。

　　书出了就不再是自己的

　　这本书出来以后有专家认为它借鉴了起源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人说它是模仿《锡皮鼓》，不少记者也列举出各种观点问我赞同哪一种。我的看法是作者本人不要参与到作品的评价中去，创作是个很个人化的活动，这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出版之后就成了公共读物，就再也不是作家个人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它，这又是另一种个人体验，自然要加进去读者自己的东西甚至是误读，非要作者作出个什么最终裁定是件很可笑的事。

　　另外我也不是中学教师，一篇文章非得归纳出什么中心思想，而且一部小说要是被人家用一句话就概括了也是种悲哀。对《尘埃落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归纳，这正符合我的文学观念。一部小说的指向应该丰富一点，如果只说一点东西我却用了几十万字，那我算什么。

　　我不是贵族

　　因为《尘埃落定》是用第一人称写了一个藏族土司的儿子，结果引来了不少误会，有人就以为小说有自传性质，很多读者就问我是不是一个贵族后裔，很遗憾我就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

　　我是一个藏族人，但我走过的路和那个时代的一般人没有什么太大差别，1959年出生于四川大渡河上游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就是由四个藏族土司管辖的地方。1976年初中毕业就回乡了，因为我是农民，连上山下乡戴红花的资格都没有，别人叫下乡知青，我们叫回乡知青，这种区别很微妙，别人可以控诉各种苦难，而我们却不能，不是没有受过那样的苦，而是没有这样的权利。后来恢复高考我因为学历不够不能考大学，就上了个中专师范，这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最高学历。

　　英文版稿酬初步谈定十五万美元

　　英文版要等到明年秋天才能面市，首先是在美国、加拿大。这家美国出版社曾经出过李锐和莫言的东西，而且在国外很受欢迎。稿酬初步谈定是15万美金，翻译是由美国的汉学家来做，我不会参与，具体的细节由我在美国的经纪人代理，我只是在最后签个字。

　　为了对读者和观众负责，我还是更倾向于把这部电影放到国外去拍。电视剧的改编也有意向性的接触，这在国内做的可能性大一些。

　　作家只要保证原创作品的质量，至于改编出来的电影电视剧是什么样作者也管不了。现在中国文坛上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小说要靠电影电视剧捧着。原创和改编是两码事，原作不会因为改编的东西红了就变好，同样也不会因为改编砸了就变坏，其实这两者是不相干的。(王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