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江健三郎已经乘上了回日本的飞机，这次的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我们从这篇独家专访中可以得到几丝印象。

　　张英(以下简称张)：你目前在中国已出版很多书了，在你那么多作品中间，自己最喜欢哪一部？

　　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回过头看一下，有一些老的作品我觉得比较好，像《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个人的体验》。最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自选随笔集，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样能够全面了解我的文学。

　　张：你最喜欢哪些中国作家？

　　大江：很多年以前我来过中国，那个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出生。在那之前，我就已经读过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国的文学作品通过法语、英语、日语、德语等等语言在世界上出版，另外通过在欧洲的亲戚和朋友代我买，可以读到最新的作品。从写法上来看，中国作家莫言和我在风格上最相似，他的短篇小说真的很不错。

　　张：在获奖以后，你的生活和以前相比较发生了什么变化？

　　大江：我不需要任何奖。因为我的书从来都卖得不太好，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写的作品在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有人读，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奖赏了。奖金我也不需要，大家看到我很朴素。但是，我觉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惟一的好处是可以与很多世界上优秀的作家、朋友进行交流，比如这次到中国来。

　　中国作家我认为水平都很高，起点就很高，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这些人开始，中国的文学水平就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张：现在，中国文学里80%都是在写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像你欣赏的农村地域风情也正在离我们远去。

　　大江：所谓文学，我认为都是从小看见大的，比如中国的作家既有像鲁迅那样写农村文化的，他的代表作品都是写乡土中国的；也有像茅盾一样写城市的，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都市文化的；还有很多其他风格的，比如来自中国南方的沈从文，他的作品非常妙。我是想创造带有地域性色彩的文化和一般有民众感情的文化，我觉得凝聚了民众感情的文化才是最好的文化。

　　张：你的作品中间，从来都没有好人和坏人这样绝对的区分，是不是你意识到人性是非常复杂的？

　　大江：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讲，可能有人是大好人，也可能有人是大坏蛋。但是现在普通人比较多，那他们身体上有善良也有恶性的一面。但是作为人来讲，与恶进行斗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要在我的文学中间创造出更深的恶来，然后再以更深的善良去战胜这个邪恶。美国作家福克纳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作为我的文学原则，就是去贯彻这个想法。

　　张：你刚才提到传统，在中国也流行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你是否赞同这句话呢？

　　大江：我十分赞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一直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张：我感觉你同中国人文传统中知识分子形象比较吻合。在作家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中间，你比较认同哪一个？

　　大江：我对你的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其实在我心里，很早以前就以鲁迅、茅盾等作家为榜样在学习了。他们既是文学家———以文学去承担唤醒麻木的在沉睡中的人民，又是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行为脚踏实地为国家和民众做着实实在在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日本的作家应该好好思考，作为文学家应该如何把这个国家好好发展下去。能够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文学家，才是我心中的知识分子。那么现在我要反问你一个问题：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

　　张：就像中国古代的一位诗人在他的文章中写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知识分子代表着人类的良知和正义感，他是黑暗中的明灯，他发现着社会发展中所忽视的不完善的地方，提出来，引起全社会人们的关注，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古代的诸葛亮和现代的鲁迅。另外，你如何看待村上春树的作品，以及以此为代表的日本当代文学？

　　大江：《挪威的森林》对我来说是值得回忆的。我们的书在同一年出版，我的书在9月出版，卖了5万册。10月份，村上的《挪威的森林》出版了，他卖了400万册。这使我非常悲哀。所以我想我无法真正地做到公正地评价他的作品。我对村上的思想略有疑问，但他的文风、文体，尤其是人物描写非常出色。我读了他近期一些作品，如最近出版的描写神户大地震的短篇小说，非常不错。所以我想我应该忘记这400万销量的仇恨。

　　张：在中国的文学界，传统一直是中断的，文学存在着一种“断裂”的状态。

　　大江：当然日本也存在着这种隔断，但我觉得有这种隔断才好呢。即使出现了这种隔断，也不要紧，只有超越了这种隔断，并将其延续发展下去，这才是文学！(特邀撰稿人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