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1981年开始写作，1985年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小说《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内外。除了著有大量中短篇小说，莫言还写了7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十三步》、《酒国》、《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红树林》。作品结集为5卷本的《莫言文集》。

　　《收获》杂志社举办小说朗读酒会，司仪姜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点了莫言的将。于是，莫言朗读起新作《司令的女人》中的一段：“……大家举盅，一齐祝贺。祝我新婚，幸福快乐。然后仰脖，把酒干了。烈酒入肠，肚子发热。吃点小菜，压压邪火。没啥好吃，弟兄们凑合。一碟子虾皮，小葱拌了；一碟子花生，用油炸了；一碟子萝卜，用醋溜了；一碟子黄豆，盐水煮了……”莫言把“了”字读成liao的发音，加上少许的山东乡音，便愈加风趣了。四座捧腹。

　　说话多了惹麻烦

　　莫言说，他的这个笔名是自己取的，原因有二：“第一，我小时候特别饶舌，因为老编顺口溜，已经引起家长的厌恶。而且，我也的确因为多说话，给家里找了不少麻烦。比如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我给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老师、校长全告到家里来了：你们家的孩子怎么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嘛。在被痛打一顿之后，我还是说，我说的是实话，咱们就是吃不饱嘛，整天饿得要命。当时母亲就教育我，右派为什么是右派，就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谁如果管不住自己的嘴，谁就倒霉。还说，不但不要主动说话，还要一问三不知。当然，后来我写作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好转，不用再一问三不知了。还有个原因，我本名叫管谟业，中间的‘谟’字拆开，刚好是‘莫言’。这个‘谟’字没什么来头，是家谱上顺下来的，就跟姓氏一样，没法选择。”

　　“至今我仍不否认，当初是抱着很功利、很可笑的目的，拿起笔写第一篇文章的。比如拿了稿费，买块手表、买双皮鞋，穿戴起来，走在大街上引起姑娘的注目。当然深层次是对文学的爱好。”莫言说。

　　1973年，莫言在工地的窝棚里，第一次拿起笔，按照当时小说流行的样式开始行文。莫言认为，成为作家前的经历决定着你能成为多大的作家。这份经历，就像一块酵母。而作家后来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往里面掺了些面粉，再把它做成包子、馒头、花卷等等。酵母越多，作家当得越好，反之亦然。

　　问莫言对上海的印象，他说恨不能生为上海人。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在上海买房子，他说，算了。接着，他讲起北京新家装修的故事：“刚开始请的是一帮安徽民工，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的。结果他们合伙骗我，装了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4万。后来一个行家看了之后说，实际上1万多块钱就够了，2万，能比这好很多。”至今莫言讲起这件事，还有点气愤难平。他说，我也不好意思和他们深究，都是朋友，算了。就气我自己，遇事没辙，连一群民工都对付不了。把他们撵走后，我让山东老乡来装修。十几个人开着两辆大卡车，把所有的材料都拉来了。还讲究什么风格、品味呀，木头地板比水泥板舒服，墙刷得干净就行。

　　《收获》的编辑廖增湖说，莫言和《收获》有缘。1985年，他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作品《球状闪电》，至今已有6篇作品在《收获》上发表。最近，莫言正在撰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已接近尾声。在17日下午由《收获》杂志主办的“走向新世纪小说研讨会”上，莫言表示，他将给《收获》送来一门榴弹炮，那就是他的长篇新作。

　　莫言说话

　　记者(以下简称记)：不久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先生来到北京，他一再表示非常欣赏你，并称你们之间的文学特质是最接近的，你也这样认为吗？

　　莫言(以下简称莫)：大江出生在日本四国一个被森林包围的小山村里，对大自然的感情非常深厚，他说他可以从一棵树上得到很多启示……而我的出生地，也是一个小山村。出生于偏远的小地方、属于社会下层，这一点我们是相似的。

　　大江的创作从个人出发，然后慢慢地超越自我的悲欢离合，扩展到对社会乃至人类的关注。当然，我的作品还没有达到他的那样的深度和广度，但我会向这个目标前进。

　　记：网络正逐渐步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你好像对上网不是特别感兴趣。

　　莫：我曾经说过，人一上网就会变得厚颜无耻。这句话遭到很多网友的强烈批评。当然任何一个判断都有其片面性，尤其对于作家来讲。我觉得网络提供了一个让人变得厚颜无耻的条件。网上一坐，谁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只狗，可以肆无忌惮地把你平常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把你内心深处最黑暗、最隐秘的东西表露出来。

　　前段时间，“千龙网”让我办个栏目。我写了一个月后发现，要博得网络读者的喜欢，第一要尖锐，第二要偏激，第三要厚颜无耻。我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比如前一阵网上寻找郁达夫遗骨，跟帖的就在极力煽动一种仇日的情绪，我认为这就不太理智。日本和中国的历史问题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现实有联系，但不是和现实的任何一件事都有联系。可我的观点立刻招致一片叫骂，谁有工夫和这些人辩白，索性我就不做了。

　　记：您的作品中对女性有一些细腻的描写，您心目中的女性和电影中的女主角能否统一起来。

　　莫：都说作家感情丰富，但哪个人感情不丰富、心灵深处没有一些神秘的灰暗地带？只不过作家会把这些感觉写出来。其实我不擅写女性，我写的女性是我心目中审美的偶像，现实生活中这种女人是很难发现的，即使有，也很难生存。因为形象模糊(起码在相貌上是挺模糊的，她只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所以当初选《红高粱》女主角的时候，我也很难说具体应该找什么样的。但张艺谋选出来，我一看，觉得对，巩俐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幸福时光》就和我没关系了。我那篇小说叫《师傅越来越幽默》，里面本来没有女性形象，完全是编剧制造出来的。

　　记：现在和张艺谋还有联系吗？

　　莫：我最初和张艺谋的交往就是他找到我，要改编《红高粱》，完了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交往了。大家都忙，没事的时候永远不会见面。

　　记：这几年您不断“触电”，已经有4部作品被拍成电影、电视剧，有没有想过跻身影视界？

　　莫：触电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前几年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影视部后，搞了一部电视剧《红树林》，很累很累。不过我也看到，中国影视的质量之所以上不去，和剧本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好像把剧本看得太轻了。假如一开始不是写小说，而是直接从剧本的角度来构思，这对提高剧本的质量会有很大好处。现在的状况是，有人找就改，不找就拉倒，而且对号入座，比如我给张艺谋改，某某给陈凯歌改。假如我创作一个剧本，不知道给哪个导演，也许就永远不能被搬上银幕。改编其实是一种打工，改编者是奴才，为人家服务，看人家眼色行事，人家让我怎么改就得怎么改，我的目标就是要取得导演或制片人的满意。他们满意、我交差了，拿钱走人。

　　记：实行版税制，让写书的都赚了一笔，您的收益一定不少吧。

　　莫：我的小说很多卖得很好，但没给我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收益。比如《红高粱》肯定卖了几十万，但我那时拿的是稿费，1000多块，之后再与我没有关系；《丰乳肥臀》卖得也挺好，但主要是盗版，版税我就拿到了5万块钱；《红树林》我也就拿了10来万。你想，正版书19块8一本，盗版书4块，谁还买正版？《酒国》发行了9000册，只有几千块钱。所有的书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畅销书作家一本书的报酬。

　　记：为什么会这样？

　　莫：因为不会经营。

　　记：有没有想过请经纪人？

　　莫：请经纪人多麻烦，我又不和人争，明知那个人还应该再给我钱，可见面后就是难以张口，想想都是朋友，算了。好在钱对我来说，够花就行。前天他们还笑话我，抽假烟、戴企业表、穿假名牌，呵，省钱。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在家里冬天棉裤棉袄、夏天破破烂烂。我的消费水平很低，没有必要挣那么多钱；家庭也很简单，一个老婆一个女儿。老婆的主要职业是做饭，女儿在读大学，学的是英文专业，她太知道作家是怎么回事了，根本不想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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