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以栖霞飞天著称的“东敦煌”在南京发现，使中国西北部的华夏敦煌宝库，在东部地区得到呼应，引起国内外敦煌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说，要想研究深入，就必须有新材料的发现。敦煌学家们认为，栖霞飞天的面世，不仅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宝库，更是填补了敦煌文化向东传播的一段空白，揭开了敦煌文化是如何传到日本的“路径之谜”。

　　飞天，作为敦煌壁画中外形与内蕴融合得最完美的艺术形象，其以飞动飘逸、千姿百态的形象，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枝奇葩。据了解，敦煌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有270多个洞窟绘有飞天，总计达4500余身。其不托云彩，仅凭一根彩带便可凌空回舞，挥手撒花，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在人们心目中几乎成了敦煌文化的象征。

　　作为佛教文化的一部分，飞天最初起源于印度。据敦煌学家考证，飞天是佛国世界里具有特殊职能的“天人”，即佛经中的“乾闼婆”和“紧那罗”。“乾闼婆”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歌神”。“紧那罗”也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乐神”。其与“乾闼婆”同在极乐国里弹琴歌唱，娱乐于佛。据说他们形影不离，融洽和谐，还是夫妻。我们通常所说的飞天，就是他们的合称。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谢成水老师介绍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之际，飞天也跟着传入中国，并逐渐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大量吸收中华民族原有的绘画雕刻、乐舞百戏等多方面营养，使其形象不断演变与丰富。敦煌飞天，便是印度飞天中国化的产物。如印度的早期飞天有的头戴宝冠，臂生双翼；有的头束大髻、上身半裸；而在魏晋时期传到中国敦煌后，其则从粗短身材、白鼻梁白眉棱等特征逐渐发展成为中原式的“秀骨清像”风格的飞天。到了唐朝，更是出现了圆润健壮、丰肌丽质的飞天，其风神清丽、气韵雄放、飞动多变的风格，达到了雄浑豪放与秀丽飘逸的统一，使飞天艺术发展到顶峰，成为中国飞天的代表。到了元末，随着莫高窟的停建，飞天艺术也便式微了。

　　不过，飞天在自身形象、姿态以及情趣和形式风格不断变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演变发展历史的同时，其还伴随着佛教文化的向东传播，在空间上也有一个向东扩展的历程。

　　南师大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黄征教授告诉记者，飞天从印度起源，经过阿富汗和新疆龟兹石窟，辗转传入敦煌，并逐渐向东传播。根据目前所发现、掌握的资料考证，早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佛教便开始传入新疆地区。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印度山奇、阿旃陀及犍陀罗式的凿窟建寺、塑像壁画之风，也在新疆地区兴盛起来。目前克孜尔、库车吐拉、克孜尔尕哈等七八处还存有约500余个洞窟，其中龟兹窟的壁画是新疆石窟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这里的飞天描绘较重于解剖比例，并出现了众多的全裸或半裸体的飞天，极富有古典人体艺术的研究价值。大约在魏晋十六国时期，人们开始在甘肃等地区开凿石窟，从而把飞天带到了敦煌，与中华传统的儒、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到了南北朝时代，以飞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又开始向东扩展，一直传到长安，沿途的凉州、兰州目前仍有遗迹可考。随后敦煌文化在传播大道上“兵分两路”，一路向南辗转传入四川，目前在大足石刻仍可看到晚唐以后的飞天艺术作品；另一路则来到洛阳，并北上传到山西，如今人们到龙门石窟、云岗石窟旅游，也均可欣赏到那儿的飞天形象。但令人不解的是，从洛阳向东，除了福建偶然发现了一处木雕飞天外，人们就再也找不到飞天的踪迹了。而更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却意外地发现了唐代风格的飞天形象。中国的飞天，仿佛是从洛阳突然一下子消逝，但为何又突然在日本出现？多少年来人们为此百思不得其解。如今，以隋末唐初风格的“栖霞飞天”为代表的“东敦煌”出现，使这一段地理上的空白得到了实证。南京成为中国与日本之间以飞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的传播的中间站点，栖霞飞天当之无愧地连接起了中日两国“丝路花雨”文化脉络。黄教授风趣地说，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大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由于迷失航向，船随海流漂到海南岛，嗣后登陆北返，于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到达江宁，即现在的南京，并到栖霞寺访问、住宿三天，然后才回到扬州，说不定正是鉴真大和尚把栖霞飞天带到日本去的呢。本报记者陈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