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天性爱玩，又自认为是最大的“北京病人”。最近，他写了一部小说叫《北京病人》，以他与朋友玩玩乐乐的聚会为主要内容。有意思的是，他的那些朋友个个都大名鼎鼎，而张驰居然将他们的名字在书的封面一一列出，让人看了颇有些“拉大旗做虎皮”的意味，因为相比起来，倒是张驰这个名字好像真没什么知名度。而且通篇都是这些名人的玩乐生活，也有人说像是个集体自传。不管怎么说，这本号称小说的书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有很大的差异。为此，记者近日采访了这位作家。

　　广告、三级片、喝酒玩牌及写作

　　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张弛，但我并没有那种陌生的感觉。在交谈中，我终于明白这份并不陌生的感觉缘自那些小有名气的广告画面。在三鹿奶粉、汉王笔、大宝防晒霜、摩托罗拉车载电话等电视广告中，我们和张弛早已打过多次照面，只是还不太习惯将眼前的作家和演员联系起来。

　　其实，与张弛交往，应该养成将作家与任何职业联系起来的习惯。因为张弛尝试过记者、教师、导游、翻译、演员等多种职业。他虽然没学过表演，却因为那份表演欲的驱使而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他最初的演员生涯是从十六集电视剧《天生我才》中扮演的三集骗子戏开始的。于是，人送绰号“三级片”。之后又出演了《都市天堂》、《古城童话》、《超级城市》等片。接下来，张弛想要出演一些性格、气质都与自己相差较大的角色，如国家干部或者傻子。

　　张弛在做演员的同时他还在做着编剧。“去年一年我至少接了50集电视剧的剧本写作任务，将手指头都写弯了，都快领残疾证了。”张弛伸出他的手指头，笑眯眯地晃动着，“现在，我要将《中国高考报告》改编成20集电视剧。”

　　看上去，张弛好像是个很勤奋的人，其实不然，他的生活以玩为主。对于这一点，张弛并不掩饰：“我演戏是出于爱好，写剧本是出于生计，写诗歌、小说、随笔是处于一种自我写作状态。我写作是以‘玩’为主，每次提笔总是在和朋友聚会以外，喝酒玩牌之后。我不能想象一个作家不管有无感觉，每天写5000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不会成为写作的奴隶，有时我会一天写2万字，有时也会2、3个月也不动笔。”难怪，《人民文学》的李敬泽会说：“张弛太贪玩了。张弛只有在没人叫他去喝酒时才会在家写作。”

　　对于处在随意的自我写作的状态，张弛有着充足的理由：“文字像酒，是酿出来的。我的经历酿造了我的文字，我写的东西全是我想写的。”于是，张弛一边频繁地颠倒昼夜与朋友聚会着，晚上清醒、白天迷糊的生活着，一边又在“酿造”着他的文字，似乎也没怎么误事。现在，他居然同时“酿造”出了两本著作———长篇小说《北京病人》和随笔集《像草一样不能自拔》，这对于一个经常一晚上更换四五个酒场、凌晨三四点钟带醉归宿、中午时分才勉强醒来的人而言算不算是个奇迹？

　　炒作、集体自传还是魔幻现实主义

　　与一般的小说相比，《北京病人》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感觉，单是大红十字封面上罗列着的男性病人的真实名单，就显示出了它与一般小说的那点儿不同来。石康、杨葵、唐大年、王朔、艾丹、老黑、丁天、老狼、大仙、张弛———北京文化界出名或不出名的一帮文化人居然统统成了“北京病人”。于是，敏感的读者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当今文坛上写集体自传的文风，同时也有些怀疑张弛是否是借王朔等人的名气在炒作自己。

　　出版者首先否定了这些看法：“张弛笔下的人物本身没有多大故事性，比较松散，列举了一串真实的人名就将一个个散点结合起来了。虽然是小说，列举真实的病人名单就让读者感到一种真实可信的感觉。”

　　对此，张弛也有他的道理：“现实的生活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可写，我就只有从朋友写起，朋友是我写作的源泉。《北京病人》写了一些圈中的朋友们、朋友们身上存在着的一些可有可无的小毛病、一些有意思的朋友聚会。写朋友也是源于我的一种恐惧，表面看起来我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其实，在内心里我是孤独的，我害怕与朋友与亲人疏远，我是在用文字与他们交往。但是，大家看到的都是快乐的一面。”

　　不知道有多少人满足了张弛那“在幽默的语言背后发出会心一笑”的期待，反正，在小说中人们普遍领略到的是幽默是快乐。

　　打开小说，似乎就步入了一个哈哈镜中的现实社会。一群自由的现代人，在北京这个既古老又时尚、既庄严又包容的光怪陆离的都市里，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燥动不安、逻辑混乱、无所事事的荒唐生活。贯穿小说始终的真实人物在张弛随意又肆意地勾勒中，变成了一群似是而非、亦真亦幻的卡通式人物。原本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生活状态变得虚幻，人物性格中最各色最隐蔽的部分被夸张被变形，于是变形的人物在变形的场景中演绎着变形的生活变形的人生。但是变形又基于真实，真实变得荒诞，生活变得支离破碎，人性变得怪异诡秘，对生活、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画便在这黑色幽默中悄然进行。这种张弛式的独特文笔显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出版者因此认为：“张弛的写作语言简单，并且带有魔幻色彩。可以说，《北京病人》是本土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护士告诉老牛，除了巴克利斯，潘和宙斯也来过。宙斯来这儿是为了治疗他的头痛，潘到这儿来是为了割他的山羊尾巴。”

　　“有一天正吃着半截饭，小螳螂突然说他要回家等王大绑的伊妹儿。他说他一小时后就回来。老葵不放心，让小螳螂押一条腿，小螳螂犹豫一下，便卸下一条腿，蹦着走了。”

　　看似信手拈来的语言，传递着荒诞不稽的信息，加上尝试中国古代笔记体写作的小说既无情节，又无中心，细节还很抽象，并且张弛在取消故事因果的叙事操作中还注入了浓厚的现代精神，这些都使得《北京病人》态度暧昧，正如石康所说：“没什么真正的立场，说是嘲讽，但不尖刻；说是调侃，但很温和；说是笑话，但不好笑，倒像是某种亲热的打趣，这种打趣，朋友之间能够心领神会，但对于毫不了解书中所写之人的读者，这些打趣便会有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危险。”暧昧的态度、魔幻的手法，也许就形成了张弛所特有的那种幽默，在艾丹看来：“张弛身上有种中国作家中十分罕见的幽默品质，笑中有悲哀。他笔下的人物都自残都失足，反复的失足便构成了可笑，其他人就从别人的不幸中得到了解脱。张弛小说的一大优点是：没有暴力没有动物性十足的人类爱情，超越了廉价情感，不流俗不腻歪，也跳出了故事情节和中心思想的框架，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是，他把一些经历一些事物荒诞化了以后，就丢掉了一些东西，显得感性不够，白描太多，情感和思想缺乏有机结合。另外，生活和思维的局限又造成了他的作品在揭示生活的深刻性上流于单调，缺乏那种将庞杂的东西感性化的博大。”

　　《北京病人》无疑是张弛在创作上的一种尝试，不过据张弛透露，他的下一部小说，将从内容到形式全部更新，决不重复，他将用传统小说的写法配上现代意识，通过起伏曲折的情节来描绘一个人的经历。张弛说他要用三弦说唱法来写作。本报记者陈倩(青年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