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瑞：我们走过的文化饥荒年代

　　历史

　　“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推行，文坛萧条寂寞。但是中国人不满足在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且鱼龙混杂。“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为它诞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之中。

　　《一只绣花鞋》

　　讲述我公安人员如何与图谋打入我党内部窃取情报的敌特斗智斗勇，《一只绣花鞋》是“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和手抄本之一，计有版本数十种。张宝瑞此番出版的《一只绣花鞋》是其中唯一一部长篇。它由《梅花党系列故事》、《绿色的尸体》、《火葬场的秘密》等故事组成。“文革”后，著名的反特电影《雾都茫茫》即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版本之一。

　　现代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阅读，曾经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过来人的话

　　昔日手抄本欲作今日畅销书，自11月19日同一天以“百姓新闻”和“文化新闻”两种面目跃上报端，且一举占据两个版面的头条，北京人张宝瑞和他的《一只绣花鞋》成为近来最“特别”的新闻。

　　先是听者反应殊异有趣。四十好几的奔走相告，三十出头的感慨好奇，二十年少的不知所云。一个征集手抄本的电话引得老知音们纷纷去翻旧时箱底儿，唏嘘着当年排着队等不及要为它点灯熬油、笔走龙蛇的自己。年轻人却觉得“前辈”们热情得有些夸张，找来一本读读怕是更不得要领：“就冲这，二十多年前你们至于吗？！”

　　“一代人的怀旧是另一代人眼中的做秀”。继罗大佑演唱会之后，2000年临到岁末，这句话又添了文学背景版本。

　　说得也是，《一只绣花鞋》封底的“国产恐怖文学经典”之类书商惯用的耸动之语，在《午夜凶铃》第N个续集都看滥了的年轻人看来，难免有点儿贻笑大方。“手抄本？不知道呀，没听说过。我认为文学最好的流传方式应该是网络，因为网络文学不但方便读者，而且流传速度快。”一个今天的联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发言。奇怪吗？不奇怪。

　　而对手抄本暗怀情愫的“老人”们沉默不语，年轻人觉得他们不可理喻，他们也不知道该跟年轻人们从何说起。彼此之间，横亘的只是时间。

　　关于“文革”手抄本的最新消息，是首都图书馆站出来说“我们希望收藏”，因为“手抄本小说可以让人们对‘文革’时期的文学有进一步了解。”

　　这也是22日，记者前往采访《一只绣花鞋》作者张宝瑞的原因。岁月的流光面前，每个人都是恒河沙数，渺小如尘埃。有意义的，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

　　手抄本是文化饥渴的产物

　　记者：来之前我想在网上找一些有关“文革”时期文学状况的资料，结果无功而返。手抄本好像是不入正史的东西。

　　张宝瑞：我看过一本“文革史”，提到《第二次握手》、《梅花党》。但是不很长，写了几句。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梅花党》作者是谁呢。这段历史大家都不太清楚，很多作者写史的人找不到。比如《林强海峡》作者最近刚找着，在沈阳。这也是一部“文革”手抄本，14万字，当时在东北建设兵团流传很广。

　　记者：时间呢？

　　张宝瑞：也是在“文革”期间，1972、1973年的时候。手抄本主要就是在“文革”期间流行，段落主要是1970年到1976年。据历史记载流传有300多种手抄本，我是写了20多种。

　　记者：所谓“文革”十年，“文革”是从1966年就开始了。手抄本为什么在“文革”的中期、后期才大规模流传呢？

　　张宝瑞：因为初期都忙着搞革命，大家都很投入，大串联啊、武斗什么的，动荡不安的，这时候文学没法流传。到中晚期的时候生活稍微安定一点儿了，大家需要这种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有对文化的这种饥渴。但是当时文坛是百花衰败，没有什么文学作品。只有一点儿，就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什么的，很少的一些作品，还有8个样板戏。

　　当时作为国家出版社，不可能有很多正式文学的出版物。当时文学的审查很严的，要求很高，要求文学必须为大批判服务，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所以文学作品不可能登上文学殿堂。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有这种对文化的渴求，文人有这种创作的欲望，手抄本文学就应运而生了，它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一种文化形式。

　　手抄本的生命在于口口相传

　　记者：“文革”手抄本一般都是什么内容？

　　张宝瑞：手抄本分三大类。第一类就是一些比较悬念的、传奇性的，或者侦破的、破案的这种，典型的就是反特题材。这一类里最有名的就是《一只绣花鞋》。《一只绣花鞋》当时有好几个版本。因为流传起来之后，听过的人再讲给别人，有的人特别能侃，所以又生发出很多故事。

　　记者：等于就是口口相传这样？

　　张宝瑞：对，就是口头文学、民间文学似的。后来写下来，大家抄，然后有了手抄本。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当时写《一只绣花鞋》的版本和《梅花党》的版本很多，但是唯一的一部长篇是我写的。四五年前《一只绣花鞋》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是18万字，那是“文革”期间手抄本文学著作的第二次正式出版。第一部出版的是《第二次握手》，它8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

　　记者：那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

　　张宝瑞：对，后来又拍成电影。现在是在准备第二次出版。它的作者叫张扬，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50多岁了。他的作品属于手抄本文学中第二类，反映科学家题材的。他其实在1963年就写出来了，原来叫《归来》，后来也是在“文革”中流传下来的，挺有名的，他这本书“文革”中受到冲击了。因为书中歌颂了周恩来，他写了周总理关心、关怀从国外归来的老一代科学家。当时“四人帮”对周恩来是恨之入骨，所以姚文元下令逮捕他入狱，粉碎“四人帮”后才出狱。

　　记者：我记得是小时候从广播里听到这部小说的，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广播剧叫《醒来吧弟弟》。

　　张宝瑞：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现的伤痕文学作品。

　　记者：我一直以为《第二次握手》当时被禁和被流传，都是因为它里面写了爱情。

　　张宝瑞：是，它那里面写了坚贞不渝的那种爱情。它被打成“毒草”也是因为它宣扬“爱情至上”、“资产阶级人性论”。

　　记者：那第三类呢？

　　张宝瑞：第三类就是比较有问题的，不太健康的。虽然有专家认为，当时在那种性禁锢、性罪感的气氛里，这种小说对于冲破性禁锢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们写得过于露骨，所以现在也是不适宜出版。

　　手抄本唤起对湮灭历史的记忆

　　记者：你刚才说到当年版本很多，那我就不知道你在这里面的角色了，究竟你是它们源头，由你这儿再演绎出各种版本的呢，还是你听到这些东西，你最后给它加工写出来？

　　张宝瑞：我这个是比较早的一个版本，1971年就开始流传了。但那个时候流传的是个中篇。我们那些工人也都看过。他们就在炉前，上夜班的时候看。我1969年从24中分到北京铁合金厂，一直到1979年整整在工厂干了10年炉前工。先是我给他们讲故事，那时候我十六七岁，是生产班长，为了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上夜班时候，边侃边编，边编边侃，到该干活的时候就给他们结个“扣子”，“欲知某某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然后大家干活操家伙儿。就这样那时候我那个生产班组还是不错的，是生产先进单位。我用讲故事、用文学、用手抄本来调动大家积极性。后来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写下来他们就抄。后来又出了很多版本，所以流传很多。但我是唯一一部长篇。

　　记者：就是说很难讲谁先谁后、谁是源谁是演绎？那你这些故事，来源是哪儿？是你凭空想出来的？

　　张宝瑞：都是虚构。原型很少。我这人想象力非常丰富。当然跟看的好多书有关系。“文革”中没有那么多书，主要是借着看，或者中学图书馆，都封存了，我们就去偷来看。我形象思维非常发达。

　　记者：为什么这时候想要出版它们，是书商的创意？

　　张宝瑞：手抄本我一直想给它出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

　　记者：为什么觉得现在是合适的契机？

　　张宝瑞：也是很偶然的，他们觉得应该出这套书，叫“‘文革’手抄文存”。“文革”也是一段历史，而且是特殊的一段历史，产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中国的文学史不能断档啊，这个手抄本当时流传了300多种，有名的起码是二三十种，也是一个时期特殊的文学形式，这些作品虽然鱼龙混杂，但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至少可以唤起大家注意一段被湮灭的历史。

　　手抄本与网络时代文学精神相通

　　记者：你好像喜欢向人展示你这些用当年的挂历包封面，抄在当年信纸上、贴贴补补的文字，典型的那种没有电脑的年代的东西。

　　张宝瑞：看着它们就会产生一种难忘的亲切的情绪。老三届的人，现在40岁、50岁这帮人，他们都会觉得手抄本很亲切。那时候都偷偷地抄录。学生上着课，在课桌底下抄。有的是连夜抄，一抄抄一宿。因为可能就只能借到一天。抄的过程他们也加工啊，他要觉得这个词不合适，他就给改了，或者增加点儿细节都有可能。所以手抄本实际上是群体劳动，逐步被加工，挺有意思的。

　　记者：这是否也是手抄本作者不好找的原因之一？

　　张宝瑞：对。好多手抄本都是在过程中经过多人加工而成的。当年手抄本也不署名，有的作者原来不爱露面，有的作者已经流落四方。

　　记者：所以手抄本其实也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我想起王朔说过一句话：“网络的意义就在于，不再是只有经过特别挑选的人才有说话的机会。”这是网络之于普通人的意义。我想手抄本可能是粗糙不入正统，在某些意见看来，是些禁不起“文学”这个标准考量的东西，但是它那种大家参与和主动传播的气氛，其实跟现在的网络文学是有某种精神上的相近之处的。

　　张宝瑞：对。口头文学，手抄文学，其实就像今天的网络，你想写什么写什么，然后往网络上一搁就完了。手抄本也是，你喜欢抄你就抄，你愿意传播给别人你就传播。它也是一种自由文学创作。

　　手抄本的使命是娱乐大众

　　记者：有一种看法，认为手抄本其实格调并不高。

　　张宝瑞：对。这种文学形式，它还是属于比较大众化的，可能让老百姓觉得是比较满足的，而文人不太满意。

　　记者：有人说，现在出版这种，也就是一些“老人”拿着怀一下旧而已，而年轻人恐怕没什么兴趣。

　　张宝瑞：不一定。我儿子在165中念高一，他们班就流传看这本《一只绣花鞋》，都说“挺爽挺爽”，好些话他们都背下来互相说，他们也都十六七岁。

　　记者：这次修订再版，“修订”的含义是什么？只是改掉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还是文字上也做一些润色？

　　张宝瑞：做一些修改。

　　记者：你觉得还有当年的精髓吗？

　　张宝瑞：当然，基本还是保持它的原貌。

　　记者：你觉得写手抄本这种经历，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张宝瑞：几个影响：一个，手抄本文学这种创作，本身是自己内心感受和情怀的一种表达。第二就是创作的一种社会的认可。我写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被社会认可，通过手抄本形式，我得到了，因为当时不可能正式出版。

　　记者：我想你肯定从中得到了特别大的满足？

　　张宝瑞：满足。我给大家讲故事，大家很爱听，然后又喝彩又捧场的，那是高兴。第三个，这种侃故事锻炼人构思故事的能力，给你今后的创作奠定了一个基础，对今后的创作是一个准备，完全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记者吴菲)

　　张宝瑞1952年生，北京人。1993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辑。“‘文革’手抄文存”之《一只绣花鞋》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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