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原本是祝贺卞之琳先生九十寿辰的专版，没想到12月2日上午突然接到噩耗。当编者向本版作者们一一转告时，听到的是无比的惊讶和长长的叹息。文章都重新写过，充满深深的哀愁。尤其是袁可嘉先生为了参加祝寿会，12月2日傍晚从纽约飞抵北京，却无缘与老师见上最后一面。天人相隔，其情凄凄。沉痛悼念

　　作者：杜运燮

　　12月2日，刚写完仿《慰劳信》祝贺卞之琳先生九十诞辰的诗，突然噩耗传来，竟将祝寿诗变成了悼念诗。本来希望在12月7日举行的“《卞之琳文集》首发式及学术讨论会”上能再见到他，没想到现已成永诀，想起来尤令人悲痛。

　　四行诗巧造了不朽的奇特风景

　　一代又一代读者看完都意犹未尽

　　晚年又献出“下了大工夫”的大工程

　　完成精译莎翁悲剧的壮观的攀登

　　淘洗提炼，再淘洗再提炼

　　为追求艺术完美呕心沥血几十年

　　在联大，可惜没机会上您的课

　　只有著译是永远的榜样一直在前

　　亲爱的卞先生，您走好

　　作者：屠岸

　　再过五天就要去参加卞之琳先生九十华诞、《卞之琳文集》首发式及学术讨论会，却忽然传来卞先生于今日上午9时多病逝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令人惘然者久之。

　　卞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学者、翻译家，著译丰富，桃李满园。他的诗作影响遍及世界。荷兰学者L.Haft以研究卞之琳的论文获博士学位。余光中称卞之琳不愧为中国大诗人之一。卞译莎翁悲剧与英国诗歌成为译坛的丰碑，影响及于几代翻译家及广大读者。

　　回忆卞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怀，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四十年代我在大学求学时，读到卞先生的《汉园集》、《鱼目集》、《慰劳信集》等，就为他的精湛诗艺激赏。六十年代初，我通过出版社的介绍，拜访了卞先生，聆听到先生的当面教诲，他的平易亲切和博学卓识给我以深刻印象。他对我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年初版)予以肯定，但认为还需加工修订。他亲自为我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第一首，作为示范。又介绍我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资料室借用莎翁全集英文版“集注本”作为翻译时的参考。于是我对莎翁十四行诗译文作了全面修订。万分遗憾的是，卞先生译的莎翁十四行诗第一首手稿在“文革”中被抄家后失踪，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1964年我全面修订莎翁十四行诗完毕，写了一篇《译后记》，较全面地阐述了我对莎翁十四行诗的理解，其中的一些观点即是从卞先生对我的教诲中体会到的。我把《译后记》交给卞先生，请他审阅，他愉快地接受了。但接着是“文革”十年，相互隔绝达十余年之久。

　　1977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便亲往卞先生家。劫后重逢，欣喜万分又感慨万端。卞先生从书柜顶上取出我当年交给他的那篇《译后记》，虽经浩劫却保存完好，使我感激莫名。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通知我，他们从仓库里发现了我经过修订的莎翁十四行诗集译文原稿，准备出版。1981年，书出版了。不久，卞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译诗艺术的成年》(发表在《读书》1982年第3期)文中对我这个晚辈译的莎翁十四行诗和另二位译家的诗予以肯定。先生说这是在多年来中国译家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所以这也是大家的贡献”，说得准确而公允。事实上，没有先生的示范，也就没有后人的成绩。我译诗的原则和手法都学自先生，我是他的一名小学生。九十年代，卞先生在一篇论译诗对中国新诗影响之得失的文章中提及我译莎翁十四行诗和写《屠岸十四行诗》的关系，语多鼓励，这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卞先生对自己的创作成果是有充分自信的。《雕虫经历》出版后，有一位作家撰文在《文艺报》发表，不指名地批评这本诗集，说虽然此书谦称“雕虫小技”，但总觉得雕出个“虫”啊，“虫”在哪里？卞先生得悉后，对我说：“那是他眼睛瞎了，看不见。”但先生没有为文反驳。先生对荣誉是重视的，但不尚虚名。粉碎“四人帮”后，围绕“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的说法，诗歌界议论纷纷。诗刊社召开座谈会，胡乔木同志在会上讲话，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予以充分肯定，列出一批“大诗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在座的卞先生。但卞先生后来对人说，在诗史上，他只能是一位mimorpoet(次要诗人)，即不是majorpoet(大诗人或主要诗人)。

　　1997年，卞先生对我说，《诗刊》有一个栏目“名家经典”，请求先生自选若干诗作在这个栏目发表，被先生拒绝了。先生说“经典”二字不能随便用，可见先生的严肃认真。1999年，中国诗歌学会举办“厦新杯·中国诗人奖”评奖活动，经评委会几次讨论，决定将“终身成就奖”授予臧克家、卞之琳两位老诗人。我作为评委会负责人，打电话给卞先生的女儿青乔，告知此事。我心中有些忐忑，不知先生会有什么反应。幸而青乔接着告诉我：她父亲高兴地同意接受了。2000年1月20日在大会堂举行颁奖大会，青乔代表卞先生领了奖品(精制的金杯)和奖金一万元。这是社会和公众对卞先生非凡成就的认定，我感到十分欣慰。

　　卞先生的高尚人格、精湛的诗歌作品、文学翻译和其他著作，将成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一部分而长留人间。在此永别的时刻，我含泪默念着：“亲爱的卞先生，您走好！”

　　2000年12月2日

　　可敬的人品

　　作者：袁可嘉

　　文如其人，文学创作和翻译是人做出来的。在优异卓越的诗文译作后面站着一个劳动者，一个卞之琳。

　　我在1941年秋天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才知道卞之琳的名字，当初还把“卞”字写成了“卡”字。1942年上他的翻译课，觉得他口才不怎么样，批改作业却很认真，很见功力。不久，我读到他著的用土纸印刷的《十年诗草》，经历了一次大振奋：“中国新诗竟然有这样的杰作！”

　　五十年代期间，卞先生积极参加思想改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上山下乡，深入群众，也创作了有意义的佳作。即使在遭受不公正批评期间，他也坚持工作，并无怨言，直到1958年终止写诗，转向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属“陪斩”之列，挂黑牌，下干校，勤勤恳恳劳动，寄希望于未来。

　　卞之琳先生淡泊名利，不爱吹吹拍拍，只知埋头苦干，有一种他所谓的“埋头傻子”精神，这表现为极度专心致志的态度和反复修改的作风。我每次见他，他不说别的，总是说他当时所做的工作，他译莎士比亚就谈莎士比亚，他写什么诗就谈什么诗。有人觉得他未免“自我中心”。他为人矜持内敛，不免给人这种错觉，我认为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迷于工作的“专心”、“痴心”。

　　他做事可以专注到无视自己和周围环境的痴迷状态。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在食堂劳动，洗韭菜。我们一般把一把韭菜分几撮冲洗一下就完事，他却要一根一根地洗。食堂师傅看得不耐烦了，就冲着他说：“老头儿，几百人等着吃呢，这样洗可不行啊。”他在文字工作中也表现出这种力求完美的特点。无论写诗译书，总是字斟句酌，殚精竭虑，反复修改。有人称他是“微雕大师”，确是名不虚传。

　　我认为卞之琳先生是我国国宝级的诗人、作家和学者，他文学成就之深之广，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但已可证明他是个文学大家。我不禁要赞颂一番，赞曰：“诗国大师，译坛宿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首美妙的诗

　　作者：高莽

　　几位诗人与外国文学工作者正在研究如何庆祝老前辈卞之琳先生九十大寿，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卞老于12月2日上午乘鹤西去，离他的寿辰只差一周的时间。

　　近年，卞老闭门谢客，然而大家相信老人不会休息，他一定还在不停地进行创作或翻译。我们都在翘首企盼他在不久的将来会献出新的脍炙人口的佳作。

　　老人外出时喜欢随身带一根手杖或一把黑伞，但从不使用，而是挂在左腕上。他走路缓慢，可是从不让人搀扶。开会时他的目光透过眼镜盯着桌上的茶杯，或向前或向下，从不斜视。有时半闭着眼睛，倾听别人发言，从不随便插话。他那不凡的神采，是一首行动的诗。

　　我喜欢听卞老讲话，可惜他讲话不多。他的江苏家乡口音极重，有时甚至听不太懂，但只要能听懂的，总会让我得到意外的收获和启发。我没有听他说过重复的话，更没有听他讲过应酬的话。他的话干净利落，圆顺洗练，显然，每个字都在他的脑海里经过反复的琢磨。

　　大家赞美卞老是大诗人，是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他仅仅是从文学翻译开始自己创作生涯的，而写诗是早年为谋生“偶一之为”的。他的“偶一为之”使他很快成为祖国诗坛的一位不可或缺的成员，因为他在诗中融会了欧洲诗歌精华，又拓展了祖国的诗歌传统。仅“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一句诗就使多少人倾倒？！

　　四十年代，卞老在国外写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表现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回国后发现国内创作要求写工农兵，不写小资产阶级，于是他便把自己经营几年的作品付之一炬。这是诗人的气质，诗人的冲动。

　　我在《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时，有一天向卞老请教有关现代派诗歌的问题，他忽然说：“三十年代，我被视为现代派诗人。可是到了今天(指八十年代)，我发现自己看不懂现代的现代派诗人的作品了。为什么？”他的话没有否定现代派诗人的意思，也不是故弄玄虚。他是在思考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轨迹和读者的接受情况，所以才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卞老弯弯曲曲的头发越来越白了。我画过他的正面像，也画过他的侧面像。我把自己画的像拿给他看。他不管像还是不像，总是签上自己的名字，说：“你画我，我都签名。”我受宠若惊。有一天，我坐在他的身后，画了他的背影。会后我拿给他看，他照样拿起笔来签名。我说：“您认为这是您吗？”卞老说：“我看见你画我了……”我奇怪，卞老坐在我的前边，怎么会看见我画画？我没好意思问。卞老在画像上签名是满足画者的虚荣心，更是对晚辈的鼓励。但我总觉得他的话中蕴藏着更深层的意思。他说过，有些作品“经不起回头再读，主要是缺乏真实生活气息”。

　　卞老赠给我一本文集。他走到靠近窗户的桌前，一字一字地改正书上的错字。他的手有些抖，我的心有些酸。他说：给人的书要对读者负责。

　　八十年代，卞老译了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剧作品。我想起前苏联的现代派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他也译了那几部作品。为何二人兴趣如此相同？他们在创作中、在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内心的自由意志。

　　卞老的为人，他内心和他的外貌，和他的作品一样，富有奇异的魅力。他善于把日常生活变成艺术，把方块汉字变成悠扬的歌。

　　卞老走了，可是他在我的心中是一首永不消逝的美妙的诗。

　　心底的热流

　　作者：冯姚平

　　这个月八号就是卞之琳伯伯的九十岁生日，正好《卞之琳文集》出版，星期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要开个会祝贺他。这几天，我一直热切地等待着，并且想好了要穿一件喜庆的红衣服去见卞伯伯。不料噩耗传来，卞伯伯竟于今天上午离去了。

　　卞伯伯是我父亲冯至的好朋友。我认识卞伯伯是抗战时期在昆明的时候。那时候，虽然穷，却很热闹，常常有客人到我家来。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诸位先生。他们当时都在西南联大教书，由杨振声先生建议，大家每个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讨论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可能由于我家位置适中，聚会地点就选在我家。当时我还小，弄不清来的都是哪些伯伯，可是有两位印象却很深。一位是李广田伯伯，因为他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儿，每次见了我，总要向我传递一些她的信息。另一位就是卞伯伯了，当时他还没结婚，自然没有孩子，而且也从不和我说笑，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我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出门穿一件长衫，可卞伯伯与众不同，总是一身西装，我记得是咖啡色的，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又年轻，又精神。后来我学会了“风度翩翩”这个词时，马上想到的是卞伯伯。他常来，来了就坐到父亲的桌前打字，父亲有一台从德国带回来的打字机。原来那时他和闻一多伯伯正在协助英籍教授白英编辑《现代中国诗选》。当时我还知道我父亲、李广田伯伯、卞之琳伯伯都是诗人，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卞伯伯才像个真正的诗人。我还曾试图读他的作品，听到父母谈论卞伯伯译的《紫罗兰姑娘》如何如何，我也找来看看。本以为既是“姑娘”，又有那么好听的名字，必是容易懂的了，翻翻却没能看明白，只得作罢。这是些儿时的印象。后来的几十年，他们在一起工作，来往密切，但由于我只顾忙自己的事，却没有多注意，不过有几件事印象很深。

　　十年前的一天，父亲身体不好，我正陪着他。电话响了，我去接，是卞伯伯打来的。卞伯伯精神很好，原来刚好在所里开完庆祝卞伯伯八十寿辰暨学术生涯六十周年的“卞之琳学术讨论会”。父亲没能去，但写了一首诗《读〈距离的组织〉--赠之琳》，请人在会上代读。卞伯伯说，他太喜欢这首诗了，但忙乱中诗稿不知被哪位记者拿走，他很担心地问是不是存有底稿。我告诉他还有，他放心了，就在电话里聊了起来。谈纪念会，谈这首诗，还谈到在昆明的日子。他说起1943年中秋节前，他曾住在我家为躲警报而在昆明东郊林场租住的两间茅屋里，写完了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的初稿。他满怀深情地叙述父亲怎样带他上山，怎样教他用林中的松果引火升炭炉做饭，他一个人自理生活住了半个月等等。我们聊了有半个小时，父亲就坐在沙发里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似乎能感觉到两位老人心底的热流。

　　他们怀念昆明，那时他们年轻，精力旺盛：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启发，他们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吸取外来的养分，创造自己的风格，不断写出好作品。也是在卞伯伯住过的“林场茅屋”，我父亲写出了诗集《十四行集》和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现在人们谈起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时，写过《十四行集》的冯至的名字常常和卞之琳的名字同时被提起。至于《伍子胥》，和卞伯伯也有关系。这个题材在我父亲的胸中孕育了16年，当他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后，深深被感动，就萌发了用这样的体裁写伍子胥逃亡故事的想法。后来他又曾多次思量过这个计划。直到1942年的冬天，卞伯伯准备把他旧日翻译的《旗手》印成单行本，在付印前给父亲看了他重新修订过的译稿。又读到这本年轻时喜爱的书，父亲想起16年前的计划，一时兴会，便写出了现代色彩的《伍子胥》。

　　还有一次我和父亲说起《哈姆雷特》，父亲告诉我一定要读卞伯伯翻译的《哈姆雷特》。我读了，那么完美，使我感到震撼。他们都是搞外国文学的，父亲对卞伯伯的翻译非常推崇。

　　卞伯伯老年体弱多病，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工作着，仍然是那样严肃，那样踏实，完成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工作量。如今，卞伯伯突然离我们远去了，我震惊，我悲痛。我想，我们怀念他，我们纪念他，就要学习他，以他这种严肃的态度和踏实的学风对待工作，对待生活。

　　卞之琳先生追悼会改在12月8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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