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时先生的《拒绝与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以下称《拒绝》)引爆了热烈的讨论，绝大多数“70年代生的人”或激烈或温和但都坚决反对文章对“70年代生的人”的否定性评价。这样，关于“70年代生的人”是好是赖的讨论就自然地承认了《拒绝》设定的一个前提，即“70年代生的人”是一个有共同特征的群体。

　　“70年代生的人”真是“一代人”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们应当以什么标准来分“代”？所谓一代人，必有3个基本特征：一是共同时间，必须共同生活在某一时间段内；二是共同空间，必须共同存在于某一共同的民族、国家或文化空间内，在共同空间内部，分“代”的主要指标有相当的一致性；三是必须有相对一致的群体性格。

　　《拒绝》在分“代”问题上草率地犯了3个错误。第一，“70年代生的人”没有共同的群体性格。《拒绝》所指的“宝贝”卫慧、“谢霆锋之流”、彩色头发等，乃是70年代中后期生的人的爱好或符号，而70年代前期生的人则对这些与李天时先生一样感觉不舒服，不过他们对此不是“拒绝”，而是顺其自然。

　　第二，《拒绝》把谢霆锋、陈晓东列为“70年代生的人”的代表人物，是个常识性错误。谢、陈虽在“一个中国”范围内，却处于“两种制度”的另一边。虽然如今两岸三地的民间流行文化大大趋同，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大陆暂时还不可能有罗大佑、周润发、周星驰)，而且谢陈所“生”的“70年代”与内地当时的“70年代”社会环境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三，按出生时段划分是个不严谨的分类法。群体性格特别是文化取向、生活偏好与其出生时间无关，而取决于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形成期的社会文化环境，乃是社会化的结果。社会文化的变迁阶段不一定以10年为一期，更不会恰恰与作为纪元符号的“×十年代”相吻合。当我们用“×十年代”这种词不是作为外在时间概念，而是作为内生的特征概念时，要谨慎才好。

　　现代人文化性格的形成期大部分在15至22岁之间，是大多数人读高中和大学的年龄。18岁是一个标志性年龄，即高中毕业或大学入学长大成人的年龄。以文化性格的形成期减18年，大致是这一代人的出生期。比如成型于1980年至1989年的一代人，出生时段应大致为1962年至1971年。我愿意称他们为“80年代人”。

　　中国数量最大、群体一致性最强的是以“红卫兵”和“知青”等身份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普遍伤害过他人或被他人伤害过。

　　在“文革”之后四五年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当时社会的主流方向是想回到“十七年”(1949-1966)。“十七年”的文艺作品重新风行，但很快，国家的方向从理论、政策、实践上全面调整到改革开放上来，于是中国进入了辉煌的80年代。

　　在80年代，出现了改革热、文化热、反思热，主流社会方向是拥护改革开放，致力中国现代化。当然，80年代没有很好地解决总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冲突。成长于1980-1989年的一代人，大部分生于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约1962-1971年间)。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相当一致，普遍“一身沉重”，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同时他们基本克服了前一代身上的“迷信”与“暴虐”；他们身上的悲剧性特点是：他们并没有如他们所想的那样拒绝堕落与腐败，更没有成为社会不幸与苦难的代言人。

　　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史进入又一个过渡期，在这一个时期，在表面的迷茫之下，社会文化正酝酿着“三千年未有”、起码“一百年未有”的转变。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是纯粹的“中国时空”，世界与我们背靠背，知道对方存在，但不清楚对方存在的样子。80年代，中国重新与世界链接，但10年左右的时间里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引进消化世界其他文化的过去，而不是当代。90年代，随着进一步发展和开放，中国开始在很多方面与世界同步，譬如美国的大片和新人类的服饰。

　　生于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人在90年代成长起来，他们是“90年代人”，他们是20世纪中国第一批获得“饱满的自己”的一代人。说他们“冷漠”，但他们在网络里建立了平等而热闹的社区；说他们“斤斤计较”，但他们并没有试图贪占公共或他人的东西，当他们成为国家栋梁的时候，起码公款嫖赌现象可能会绝迹；说他们喜欢听“病句病歌”，但他们正以开放的富有才华的民间写作使一直被精英垄断的中国语文呈现出真正多元化的广阔空间；说他们离“床”很近，但他们正在建构新型的两性关系。

　　未来在他们手里，“拒绝”他们与“早死”无异。

　　本文试图以成长期而不是出生年月为标志，将当代中国的主体人群(15岁-50岁)分为六七十年代人、80年代人、90年代人。但是在消解以出生年月为标志的代际划分时，我又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大多数中国人--农村人。90年代的文化是建立在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基础上的，而中国农村人作为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因为经济和教育水平的双重落后，在时代文化的列车飞驰而过时，则更多地在默默旁观。他们不应该是一个被漠视的群体。(于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