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事变发生前的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蒋介石的密嘱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

　　邵力子及时向《大公报》记者传达了蒋介石的密嘱。1936年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发给报社的专电，四行标题：《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电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六十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有人认为蒋介石这件密嘱是一件尚未发出的信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注明：“这是蒋介石尚未发出的一封信。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在华清池五间厅亲笔给邵力子写了这封信，当他仓皇逃到南山时，原信仍留在卧室桌上。”陈元方、史础编著的《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则称：“这个‘手谕’是1936年12月12日晨在骊山战斗现场发现的。”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说：“此项部署(指密嘱)，见于十二月十二日在临潼华清池蒋室内缴获的致邵力子函中。”然而，事实是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部队在临潼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行动，来到陕西、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均为杨虎城部拘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队长室。这件密嘱即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

　　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大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这是蒋介石的惯伎。12月4日，蒋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并未在座，致使张、杨产生疑惧。

　　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即举行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实行“兵谏”。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谈话约一个半小时。而当晚张学良在官邸部署第二天早晨在临潼华清池捉蒋计划的时候，他对黎天才说：此次行动并不准备危害他的生命，而是请他搬进城里和他讲道理，为什么不发动抗战？为什么还要继续更残酷的内战？蒋鼎文非正式地对我流露，劝我交出兵权，这一定是蒋指使他说的。我不能出卖我的部下，我要抢先一步来回答他(《黎天才自传》未刊稿，转引自《西安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西安事变”为什么在12月12日突然爆发？六十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确凿的史料证据。从以上分析看，蒋介石的密嘱也许是引发“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线。 (阎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