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我到合肥旅游，游览完包公墓包公祠后，又去李鸿章故居。此前，我看过报道，由于建设步行街需要，有关单位准备把李鸿章故居迁移到别的地方，此举引起文物部门的强烈反对，因为李鸿章是近代名人，故居极具文物价值。之后故居命运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乍一看，夹杂在鳞次栉比楼房中间的故居，门前是繁华的步行商业街，显得十分逼仄，与周围的景观实在是不协调——曾经权倾四方的李鸿章要是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看来，李中堂在故乡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能和包拯相提并论——包河河畔的包祠包墓，绿树环绕，碧水萦回。

　　参观故居时，我买了一本《李鸿章情事》，还盖章作纪念。在回厦门的火车上，我粗粗翻看一下，刚看完作者李阳泉先生的“引子”，我就大吃一惊，李阳泉开篇便对李鸿章一生做了高度的浓缩——他是大办洋务、创办北洋水师、出使欧美的吒咤风云的大人物。任直隶总督时，与洋人互签条约，日久得卖国之骂名。国者，人之所属也，既卖国，则有非人之嫌，李鸿章果非人耶？非也，非也……李中堂实有其难、实有其孤愤也！

　　这一本李鸿章传记，从李鸿章少年得志写到他吟诗而终，书中掺杂不少“情事”，类似演艺圈里惯用的手法——戏不够，爱情凑。李阳泉先生所编排的“戏”并不是不够，而是为了让李鸿章的形象更完美高大一些罢了。书中不惜笔墨描写“情事”——友情、乡情、师生情……尤其浓墨重彩描写李中堂与3个妻子的缱绻情事，或举案齐眉，或浪漫相遇，或生离死别……毫无疑问，这诸多的“情”字描写，使李鸿章的人物形象生色不少。然而，李鸿章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他身处的政治地位，以及他的政治作为才更能体现出他个人的人物品性。

　　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宫廷里最龌龊的一幕出现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而李鸿章成了太后的红人，充当了太后的走狗，虽然他也因甲午战争失败下过台，但他的“雄才伟略”——镇压太平天国，镇压捻军，与外国人巧与周旋等等能力还是没有人能与之匹敌的。很快，他就官复原职了。他的一生，尽管也办洋务，建海军，出使欧美……尽管开中国之先河，但都成不了气候，不能挽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于水火之中。他苦心经营，曾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当2000万两的海军军费被慈禧太后移为修建颐和园后，再也没添一枪一炮，最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而这些，被作者看成是李鸿章为了这个千疮百孔的民族，是爱国行为。如果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李鸿章面对慈禧太后“颐和园不修，谁也别想做官！”的雌威，应该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气节，而不是忍气吞声，不声不响地逃避。而他的“聘欧美”，竟也聘来了连他的老师曾国藩都不齿的“常胜军”参与剿灭太平军。曾对李怒言：“洋人之兵不可用，让别人来杀我们的国人，还拿我们的银子走，我大清帝国颜面何在？”可李鸿章清楚，不灭太平军，他的仕途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因此，还是采用了“借刀杀人法”。于是，“常胜军”领队戈登，这个曾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抢劫过圆明园国宝的英国人，反过来又被李鸿章请过来打国人，这算不算是个历史笑话呢？

　　他一生签的“约”中，不知有几个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1895年和日本人签的《马关条约》，1896年和俄国人签的《中俄密约》，1898年和俄国人签的《旅大租地条约》……有哪一个不是丧权辱国的？就在他死前两个月，还与德英法等11国签订了万人唾骂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对李鸿章的赤胆忠心自然非常感动，在给李大人的电报中特别提到，请中堂大人保重！就是这样的人，还会被称为最大的爱国者。如果他真的爱国，他会代表清廷去签那么多的不平等的条约吗？他签得下去吗？中国有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呢？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笔者只是想将一个已经被盖棺定论的人物再附着一点东西，以使他在百年之后能够不拘成见地再做一回人，让这个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完整地再现一次。不管作者用什么华丽的语言，再附着什么东西，黑的再附着也是黑的。回过头来，李大人的所作所为，说白了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头上那一顶乌纱帽，为了整个家族。书中写道，中日大东沟海战前夕，李鸿章意识到北洋水师几无胜算，于是，不惜纡尊降贵，指使他的幕下给李莲英送礼，请李莲英在关键的时候在太后面前美言几句。后来，尽管海战损失惨重，太后还是很给李鸿章面子：“大东沟海战战果，我很满意！”李鸿章一人得“道”后，他的几个兄弟也跟着“升天”了。假设，他倒了，倒得一塌涂地了，难道不会“株连九族”吗？那时候，朝廷里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会少吗？也因此，他处处都要看老佛爷的眼色行事，老佛爷不倒，他会倒吗？

　　作者在李鸿章吟诗而终后写道：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最大的“爱国者”在一片讨骂声中憾然离世。试问，李鸿章能聚这二者于一身吗？说他是最大的卖国贼，可能有点冤枉，因为稍后的袁世凯“卖”得比他更凶，而说他是最大的爱国者，恐怕是天大的笑话了！(陈聪稀)

　　(《李鸿章情事》，李阳泉著，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1998年3月第2次印刷。)

　　编后记：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这是中国古代官方及所谓正统修史的传统。发展到当代和地方主义携手，似乎更变本加厉，以致不顾唯物辩证史观，不分青红皂白，对本乡本土之先贤名士，便一味隐恶扬善、修饰袒护了，前有敦煌之王道士，今有合肥之李中堂。名曰弘扬乡土文化，实则歪曲历史，混淆视听，误人子弟。此种做法，实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