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文学50年回顾与检省

　　从1949年到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已整整走过了50年的历程，它不仅在时间跨度上超过了现代文学的30年，而且还以多元的发展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有关50年文学的纪念和研讨活动，大致可分为理论总结、座谈研讨和评选活动几个方面。

　　在理论总结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两本书：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50年》。前者以点带面，论中见史，近距离的观察之中带有冷峻的理性审视的意味，尤其是“共和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与论证，有助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走向规范和科学。后者比较系统而概要地描述了新中国50年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成就。除此两书之外，这一时期还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批评文章相继出现，如谢冕的《文学的纪念(1949-1999)》，王庆生、樊星的《新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回顾与思考》，王一川的《近50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等。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代文学有关问题的研究。

　　在座谈研讨方面，较有影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室主持召开的“反思与重构：50年文学世界”研讨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召开的“迎向新的世纪：推进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座谈会。在前一个座谈会上，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评价已经过去的文学时期要有历史的态度，看待正在发展的文学现状要有多元与宽容的精神。当代文学发展到现在，仍处于一个过渡的过程，这其实也是文学大获发展的良好时机。在后一个座谈会上，与会学者认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在许多方面都一脉相承，目前打通现代与当代文学研究的界限已成为势所必然。两次研讨与座谈，各有不同的侧重，形成互衬与互补。

　　在评选活动方面，有《北京晚报》的“推荐建国50周年10部优秀长篇小说”，有中宣部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10部献礼长篇小说”等。但影响较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大厦共同主办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图书”评选。在入选的作品中，现代部分58部，当代部分42部。从入选的书目看，它比此前香港《亚洲周刊》主办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评选结果更为周到、全面。关于“七十年代以后”的评说“七十年代以后”指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群，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南京的民间文学刊物《黑蓝》1996年2月号。近年来，《小说界》、《芙蓉》、《山花》、《作家》等杂志，相继推出“七十年代作家”、“七十年代女作家专号”等专栏、专号，数十位出生于70年代的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使“七十年代以后”日渐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作家，被经常提到的有卫慧、棉棉、周洁茹、魏薇、戴来、赵波、金仁顺、丁天、李岩炜、陈卫、楚尘等。“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群中，女性作家所占比例和创作数量都大大高于男性作家，因此，又有人把“七十年代以后”主要看作是“时尚女性文学”。

　　“七十年代以后”或“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命名，显然还只是一种年龄层次的概括，并不涉及作家创作的精神指向。因而，怎样估价这一创作群体并找出其可能存在的共同特点，成为近期评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李安在《重塑“七十年代以后”》的文章中，对这一群体中声名鹊起的女性作家创作评价甚低。他认为，“时尚女性文学”，“随时不忘宣告公众她们的性别为女，年龄为青春年少，容貌为羞花闭月，性观念为自由开放，性欲是旺盛，情人接近三位数，头脑是除了名利之外都很简单，日常生活为迪厅酒吧吸毒和准意义上的摇滚乐，生活环境为富裕优越，经历为坎坷沧桑自强不息，人生观新得前无古人，才华是天才，叙述方式为歇斯底里信口开河……”《芙蓉》1999年第4期的“重塑‘70后’”专栏，在李安的文章之后，依次推出了陈卫、顾耀峰、何维彦等人的十个中短篇新作。此后，李建周在题为《野兽与蝴蝶》的文章中，对李安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以“蝴蝶”指喻“时尚女性文学”作家，以“野兽”(陈卫小说题目中的用语)指喻《芙蓉》及李安所推重的“重塑”派写作。在对二者作了简要分析之后，李建周指出“野兽”们与“蝴蝶”们没有多大区别。“无论是叙事策略还是语感把握，都没有让人发现什么根本意义上的超越。”关于两种诗歌写作的争论两种诗歌写作，指的是诗歌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关于两种诗歌写作的争论，初起于1999年初问世的《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1999年4月在京郊平谷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就此问题展开不同意见的交锋。会后，有关争论在一些报刊杂志继续蔓延。《北京文学》在1999年第7、8期相继开辟“关于诗歌及批评的争论”专栏，使两种诗歌写作的争论一时形成高潮。

　　进入90年代以后，诗歌创作开始出现不同的写作倾向，如有的人主张诗歌在内容上与现实生活、现实语境密切相连，在形式上追求口语化与本土化；另一些人则主张诗歌应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距离，以一种自省精神和批判态度切入生活，并且要吸纳不同的语言资源来丰富现代汉语诗歌。这种发生于“后朦胧诗”内部的诗歌创作取向的分野，有外部原因，更有内部原因，本属正常现象。但在一些研讨和争论中，不同观点的人各执一辞相互指斥，遂使争论上升为文化立场的对抗，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1999年4月2日的《南方周末》发表谢有顺的《内在的诗歌真相》，该文指出，《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使得那些长期存在的诗歌内部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关于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创作----一种是以于坚、韩东、吕德安等人为代表的民间写作，一种是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冲突。在平谷的诗歌研讨会上，于坚、伊沙、沈奇、杨克、徐江等人相继对“知识分子写作”提出批评，与会的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臧棣等人则针锋相对展开反批评，气氛一度紧张。

　　在诗歌研讨会和会后的文章中，也有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双方观点进行自己的评说。如陈仲义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所着重强调的是一种独立的批判性立场，它在文本特征上更接近于一种“智性写作”；“民间写作”所强调的是写作的某种“平民立场”，从文本的角度看比较接近于一种“口语写作”。张清华也认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不应是对立的，而应是统一的。从写作来看，一个强调活力，一个强调高度；一个倾向于消解，一个倾向于解构，正好优势互补，因此二者应该兼容互谅，保持自省。如能切实做到求同存异，当是诗界一大幸事。网络文学受关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上网人数的增多，网络文学从无到有，发展神速。从网络文学的现状来看，那些出自“自由写作者”的作品，总体质量不高，多是登些关于玩电脑的感受和关于个人情感生活的散文，明显带有一种自娱的性质。

　　目前在网上影响较大的作者，是来自台湾的“痞子蔡”。“痞子蔡”本名蔡智恒，读博士时在BBS上发表了连载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从此一发不可收。国内也有一些网上写作的作品崭露头角，写作数量较多，艺术质量也较好的主要有安妮宝贝、张虎生、邢育森、黑可、李寻欢、宁财神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久前推出了“网络文丛”，其中就有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张建等人的《旧同居年代》。

　　去年年底，北京的“网易”公司和上海的“榕树下”文学网站，相继举办网络文学奖，数以万计的网上写作者踊跃参与，数十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出任评选委员。网络文学奖甫一启动，便召来种种议论。一些网上写作者认为，让对网络文学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作家、评论家当评委，既伤害了网友的感情，又难于评出真正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而出任评委的陈村、张抗抗、白烨等则认为，网上文学目前处于过渡阶段，传统文学家的介入绝对是必要的，而且与传统文学比较，二者在基本精神上异中有同，在评判标准上也不应有太大的差异。两个网络文学奖先后于2000年1月揭晓，从获奖的作品来看，网上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作品并无太大的差别，获奖作品之间在艺术水准上也参差不齐，而且小说类作品多写网络爱情，题材比较单一。在两个网络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获奖的网络文学作者和担当评委的传统文学名家都同时到场，有人戏称此为“传统作家与网络作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网络文学评奖引起网坛内外、文坛内外对于网络文学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认识到在现今的文坛，还有一个重要的构成，那就是网上写作。尽管它目前不够成熟，但已是拥有众多作者和读者的广大文学群体。王朔看金庸及其他在1999年11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王朔发表了《我看金庸》一文，对金庸的武侠小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王朔指出，“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针对王朔的批评，金庸在1999年11月4日的《文汇报》上以致编辑部信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说：“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四大俗’之称，闻之深感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有关报刊还先后发表了一些作家对于此事的看法，贾平凹、余华等表示对此事无兴趣、不关心，刘恒、陈村等则表示，王朔对金庸的批评真诚而有趣，也无可厚非。

　　在《王朔看金庸》之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十作家批判书》，此书由朱大可、吴炫、秦巴子等年轻批评家合著，对钱钟书、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等十位文学名家逐一批判。此书刚一面世，便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许多新闻媒体就此书的出版，相继发表来自评论界、来自读者的各种意见。有人认为，《十作家批判书》在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上可能有失准确，也有欠平和，但表现出来的不为名家讳的态度和实话实说的精神相当可贵。有人则认为，这本书中的多数文章看法偏颇，表述偏激，诸如“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纵万般风情，肾亏依然”等标题用语，有人身攻击之嫌，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学批评的界限。此后在北京召开的有关此书的出版座谈会上，意见也是纷纭不一，而且与会的中老年学者以批评居多和年轻学者以肯定为主，也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与以上现象差不多同时，在1999年第6期《芙蓉》上，青年批评家葛红兵发表了题为《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文章。这篇文章用以点带面的方式，通过对鲁迅、丁玲、巴金等著名作家的为人与为文的揭短性点评，对20世纪文学作出了整体否定的结论。作者认为：“一切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都会对20世纪中国文学感到遗憾，那么多有信念的作家最终成了良知的敌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世纪里”。可能是此文的看法和观点过于武断和简单，此文发表之后并未立即引起回应，有关的反批评文章在最近才开始出现。此文涉及的问题严峻，围绕此文的进一步论争将会在今后逐步展开。“浩然现象”再评说1998年，浩然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采访，随着《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长篇访谈的发表，引发了一场有关浩然的争论。

　　首先就是怎样看待《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问题。章明在《浩然的确是个“奇迹”》的文章中说：“提起《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两部作品，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行推行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把广大农村变成了人斗人的角力场……至于大锅饭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浮夸风、共产风和政社合一体制极大地败坏了农村干部的品德……这些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在浩然的小说里是绝对看不到。”吴跃农在《浩然为什么不后悔》一文里指出，“我国农村是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是浩然描写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的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浩然那种痴人说梦式的极左论调是不值一谈的。”另有一种意见与此截然相反。张德祥在《我所理解的浩然》中指出，“应当承认，浩然所创造的那些农民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丰富多采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陈侗在《发自左边的声音----为浩然辩护》一文中指出，“《金光大道》跨了新旧两个时代，整体地展现了本世纪中国农村的变革过程。”木弓在《不要欺负老农民》的文章中也指出，“我一直坚持认为，浩然的《艳阳天》、《苍天》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品。仅靠这两部作品，浩然就有资格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为数不多的重要作家之一。”在文学界和读书界，对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持肯定态度的意见不在少数。1999年7月，《亚洲周刊》主办的“百年中文小说百强”评选，《艳阳天》赫然名列第43位，在当代大陆小说作品里居第7位；1999年10月，《北京晚报》举办建国50周年小说佳作推荐，《艳阳天》也名列10部佳作之中。这些评选与推荐活动，也不能不视为是一种评价。

　　其次是有关浩然在“文革”中的“奉命创作”及与江青的关系。对此，王彬彬、周东江等均予以严厉的批评，王彬彬在《理解浩然》的文章中，指斥浩然为“靠爬格子爬为‘女皇’的宠臣”。周东江在《他的运气怎么那么好》的文章里质问道：“当所有的文人都蹲在牛棚里当牛鬼蛇神的时候，您老人家却在毫不脸红的独霸文坛，您不觉得惭愧吗？”袁良骏在《“奇迹”浩然面面观》里针对浩然自称是一个“奇迹”说道：“浩然自称‘奇迹’，主要意义并不在他从农村出身的半文盲成为专业作家，而是炫耀他在‘文革’中的‘成就’和‘贡献’。‘四人帮’祸国殃民，浩然成为他们的亲信和‘御用文人’，这是不是犯罪？”面对这些指责，赵润明在《浩然应该不后悔》的文章中说道：“浩然在文革中是没有干什么坏事的。”木弓也指出：“一个农民被时代利用了，有什么可忏悔的。”曾长期与浩然共事的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就浩然的创作和政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浩然的作品反映了共产党领导农民通过互助组合作化集体致富道路和事实，那种对浩然作品的否定性批评，实际上是对我们党17年农村工作的彻底否定；关于“文革”中浩然的所谓“政治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对浩然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以及他自己的认识是做了结论的；“攻击”浩然乃至说他任北京市作协主席是“极左”，“这是否定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另外，在有关浩然的“文革”经历的争议中，由朱健国披露、红孩证实，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那就是浩然手里“捏有100多位作家求他在江青面前为其美言几句和转给江青的效忠信。”“浩然没有帮他们这个忙，至今把这100多封向江青效忠的信都保留着，并将在其《文革回忆录》中全部如实公布。”又据陈陡手在《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文中透露，浩然的《文革回忆录》，“只写了提纲，还没有具体展开，他觉得写作有难度。”2000年5月7日的《今晚报》，刊登了郑实采写的《浩然访谈录》，内容主要为浩然对“文革”中一些事件的忆述，说到《文革回忆录》，浩然表示“我要以自己的角度写，写我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在回答“回忆录将涉及一些健在的人的‘文革’行为会不会有顾忌时”，浩然断言答道：“我不管这个，我就如实写。”浩然的《文革回忆录》将怎样述及个人经历，又将怎样披露他人行状，现在仍是一个难知底细的谜。

　　“二余”即散文家余秋雨、北大研究生(现已毕业)余杰。把“二余”联在一起，始于2000年初余杰在其新著《想飞的翅膀》中以《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为题对余秋雨发生责问，随后二人一直就“忏悔”问题争执不下。“二余之争”及相关评论“二余之争”首先引出的，是有关余秋雨在“文革”中参与“大批判组”写作的历史问题。曾在“大批判组”与余秋雨共过事的孙光萱、胡锡涛先后撰文，指出余秋雨在谈及他的“文革”经历时，语焉不详中大有避重就轻之嫌。这些当事人的文章发表之后，李国文等人纷纷对余秋雨提出严厉的批评，并认为“千万不要对那些嗜血之辈存有幻想”。郝雨等人则对此意见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对余秋雨“文革”经历的“道德审判”，是一些人把对“文革大小笔杆”的憎恨，迁怒给了余秋雨一人。

　　由此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是否是剽窃之作。在见到余杰此文后，重庆作家张育仁便指控余文的“核心骨架”都是抄袭他的《灵魂拷问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缺环》的文章。徐林正在《余杰，你为什么不忏悔》的文章里，对余杰的文章如何抄袭张育仁的文章的情形进行了具体分析与详细论证，得出八点结论，并认为“余杰这回遭受抄袭的指控，跳到未名湖也洗不清了。”触发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忏悔”说的利弊评估。余杰提出“忏悔”说之后，得到一些人的呼应，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祝勇等人就曾指出“忏悔”一说在本质上是“文革思维”的反映。新近，又有陶东风、陈冲相继发文探讨这一问题。陶东风在《从逼人忏悔到圣人情结》一文中，具体论析了“忏悔”说所包含的道德苛求，认为“逼迫某些知识分子忏悔实际上表现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圣人’情结与人格崇拜。”陈冲在《谁有权让别人忏悔》的文章里也指出，“对于今天的我们，最最重要的不是忏悔或不忏悔，而是要有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其中首先要有不忏悔的自由，不写检查的自由，不认罪的自由。”“二余之争”及其相关争论，从目前来看，观点冲突与意气用事相互纠结，当事人都似有一种在争论中“灭人兴己”的劲头。阎立飞在《“二余风波”与文化资本的争夺》中，也曾把这场争论视为“争夺文化资本的典型事例”。但这场争论中所涉及的如何正视个人历史、如何看待“忏悔”一说，都不失为有一定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如能在两个问题上深入下去，“二余之争”就决非一场无意义的文坛闹剧。“走近鲁迅”引起纷争“走近鲁迅”是上海《收获》杂志开办的一个重说鲁迅的评论性栏目，2000年第2期《收获》的“走近鲁迅”专栏，依次刊发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以及林语堂曾发于1937年的《悼鲁迅》。因这三篇文章，两文出自当代名人，一文出自现代大家，而且由卓负盛名的《收获》杂志以专栏推出，使得人们在关注三篇文章的锋芒所向的同时，也不能不对这一举动背后的动因发生兴趣。

　　近来，一些报刊陆续发表对于“走近鲁迅”的言论进行反批评的文章，如鄢烈山的《多元宝殿上的表演》指出，王朔对鲁迅的态度，有痞子话语霸权扩张之态；余杰的《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则针对冯骥才的看法指出，“硬要说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后才批判国民性，这样的批评无异于刻舟求剑。”而最为激烈的反批评，则是来自绍兴作协主席朱振国，他在《不能听任〈收获〉杂志嘲骂鲁迅----致中国作家的公开信》中指出，“宗师、奠基人，开先河者，有其不完善之处是难免的，但他们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想以对巨人的轻侮衬托自己的高明，或以为巨人已长眠地下不可能辩诬和抗争而显得猖狂，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浅薄和卑劣。”2000年5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鲁迅研究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人们在认真讨论贬抑鲁迅的思潮的成因时，也对鲁迅研究本身提出了许多学理性的反思。陈思和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素质的低下所造的价值观念的混乱。李新宇认为，新保守主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等文化思潮的泛滥真正构成了对鲁迅的挑战，真正导致了鲁迅精神的合法性危机。林非认为，贬抑鲁迅主要表现在对鲁迅的小说和杂文的过度评价，由观察角度和方法的失误得出的贬抑鲁迅的结论和对鲁迅的生平行状制造谎言等三个方面，还有就是认为鲁迅的思想见解已经过时了的看法。这些意见和看法不是浅薄的，就是轻率的，有的还表现了批评者人格的低下。孙玉石指出，他不完全赞同“走近”的一些意见，但认为这些意见的发表，是正常的思想现象。而且，鲁迅其人其作至今还能有许多人去喜欢、去阅读、去研究，也能有人讨厌他，想“搬开”他，就足以说明鲁迅这个人，是不那么容易被遗忘掉的。而且，在“走近”中的不同声音里，透露的可能是一种追求20世纪的“经典”多元诠释的信息。王富仁也认为，在某些方面有人对鲁迅不满，但这些不满都带有过渡性性质，它们都不是绝对地远离了鲁迅，而是在一种文化趋向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这种不满不是没有任何道理，但这些道理都是在一种过程中随时可能变化的。从总体趋势上看，我们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不是越来越萎缩，而是越来越发展。我们的教育普及的程度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接受新文化、新文学影响的面在扩大，能够阅读和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客观地看，“走近鲁迅”中的文章对于鲁迅的种种看法，无论是看偏了还是看低了，大致仍在学理的范畴之内。而来自鲁迅研究者的理性回应和认真反思，也表现了鲁迅研究的日趋成熟。事实上，正视鲁迅其人其作的社会反应，并针对不同的意见解难、释疑和辩证，这是鲁迅研究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走近鲁迅”只不过把这样一个问题，更为迫切也更为清晰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女性文学趋热当代女性文学写作悄然升温变热，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前，在文坛内外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作品，多数为女性创作。这里有属于50年代人的池莉的《来来往往》，王海翎的《牵手》，铁凝的《大浴女》；有属于60年代人的林白的《玻璃虫》，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皮皮的《比如女人》；更有属于70年代人的卫慧、棉棉、魏薇、周洁茹等人的作品。是否女性作家最适于市场经济下的文学写作？抑或是她们的作品最能打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各色读者？还在80年代后期，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初显文坛，人们当时还多在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的框架下认识她们，并未看到她们的创作拒绝宏大叙事，凸显个人生活的意义。其实，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还是方方的《风景》，其主旨都在于以日常化的生活、平民化的人物，抒写个人生存被他人他物的制约与羁绊，那实际上是用别样的方式对个人命运的呼唤。池莉曾有“家常文学”观和“个人感知”观的两个说法，这当然是池莉个人有关创作的内心独白，但个中也相当典型地体现出女性作家的文学追求与创作特点。而其创作发展到《来来往往》和《口红》，这一点应当看得更为清楚了。王海翎的被改为同名电视剧的长篇小说《牵手》，以电脑专家钟锐与夏晓雪一对郎才女貌式的夫妻不经意中步入危机，写了变动不居的时代给家庭和婚姻带来的震动与冲撞，以及当事人面对现状由内到外的自我调整。作品选取角度的“小”与切入生活的“近”，都具有个人化女性写作的鲜明特征。铁凝的长篇新作《大浴女》，基本上是一位女性主人公从一己的经历与感受说“成长”、看社会，自传性的内容与个人化的叙事表露得相当充分。到了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林白的《玻璃虫》，社会公众生活的背景进一步隐退，个人的遭际，个人的感触已理直气壮地占据了作品的中心，一切社会万象都被化为了女主人的百感交集的个人心历。70年代的卫慧、棉棉等人，基本上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在他们的作品里，除了“我”还是“我”，“我”的一切即作品的一切，除此之外的东西很难进入作者的视野之内，因为“你的生活与我无关”。与这种描写对象的“个人化”位移相关连，女性作家又以善讲故事，敏于感觉，长于煽情的文学技艺，使她们的作品动人殊切又感人至深，从而把“个人化”叙事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推向了极致，使“个人化”文学创作由个体的自出机杼而达到整体的花样翻新，而这又恰巧适应了市场经济下越来越多的读者渴望心灵慰藉的审美需要。

　　如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缺少一些东西，如对历史风云的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把握，但这种缺失又不无其合理性，如同那些反映“风云气”的作品缺乏“儿女情”一样，正所谓有一长必有一短。但如稍加具体分析，就会看到，即使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不同年代的女性作家其实也有一定的差别。如5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她们是用个人触摸社会，由个别感知一般，因而笔下的个人都带有相当的社会性内涵；6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更注重成长中的个人记忆，常从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中寻找时代与社会的种种原因。而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对于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就是莫名排拒，很少去思索什么，拷问什么，她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在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女性写作的“个人化”已成定势，而无论是相对成熟的50年代人和60年代人的创作，还是尚在“成长”中的70年代人的创作，都包孕了相当丰富的社会和文学的内容，值得人们高度关注与认真探究。

　　(白烨，著名文学评论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