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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76，农历丙辰年，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极为特殊的一年。 仿佛有过生死之约，并肩战斗几十年肝胆相照的三位战友、革命领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这一年相继辞别人世；人称“天怒人怨”的“7-28”唐山大地震和“4-5”天安门事件也发生在这一年；流血亦流泪的中国人民终于在10月艳阳中悲极喜来，粉碎“四人帮”，十里长街的欢庆锣鼓、漫天彩旗成为这一年的金色记忆。 而在72岁的汪文风老人的记忆中，早在上大街游行庆祝之前，之前好几天，他就以自己的方式庆祝了“江青一伙被逮起来了”的好消息，这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从一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朋友处得知，“电台被接管了，‘四人帮’倒台了”。他高兴，痛快，买来一瓶“二锅头”、一包猪头肉和几挂鞭炮，约上三俩知己，笑闹到半夜。第二天，尚蒙在鼓里的院革委会主任见到他，问昨儿晚上为什么闹腾，他只笑笑。他自己也觉得那笑“讳莫如深”。 汉语教研室的教师们，“文革”中因派别不同也有些芥蒂，可在悼念周总理这件事上始终劲足、心齐。李先辉、黄林妹、白晓朗三位“干将”与室主任汪文风商量：把大家秘密收藏、私下传抄的“天安门诗词”收集起来，编选成册，纪念即将到来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很快，一份“倡议书”贴到办公室门外，大家纷纷签名响应……不久，300册手刻、蜡版、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问世，编选者的名字寄寓着16位教师的共同心愿：童怀周。 从此，“童怀周”三字随长风万里名闻全国。两年里，“童怀周”共选编“诗抄”1500多首，在全国发行200多万册，还不包括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正式发行的正版、少儿版、盲文版…… 当汪文风在1976年那个岁暮天寒的日子，在“倡议书”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大名时，他只觉得这件事值得做、有意义。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命运由此发生转折。 他更没有想到，冥冥之中，他已同历史老人牵手，尔后与“四人帮”在秦城监狱相见，斗智斗勇。 与“四人帮”面对面 汪文风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中纪委委员名单”中看到“汪文风”三个字时，他说自己“不敢认，怕是同名同姓的人”。院党委书记孙萍把电话打到北京市委询问，市委的同志告之：报纸上登的这个汪文风，就是你们“二外”的汪文风。 直到几天后，接到了“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会通知，汪文风才确定自己已成为中纪委委员。 这是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就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同时决定，成立有100名委员的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后来，汪文风才得知，他的入选，缘于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一条建议：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有几百万人参加，应该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工作…… 汪文风清楚地记得，就在他以49岁的“年轻人”身份参加的这次会议上，看过他的履历表的邓颖超同志——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对着话筒说：“汪文风同志，会议结束后不要离开，我有话对你说。”会议中间休息时，邓大姐来到汪文风的座位前，同他交谈起来…… 原来，1946年17岁的汪文风经新华日报社的引介，进入重庆社会大学新闻系学习。社会大学是由著名教育家陶行之、李公朴、史良出面创办的，实际上是一所专门为党培养地下工作者的学校，其幕后领导人正是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汪文风说：“我受过周总理的培养，可以说是周总理的学生。我在青年时代就崇拜他，他在重庆的工人、农民、高层民主人士心目中，都具有崇高的威信。所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必然要反对‘四人帮’，这不是出于肤浅的认识，而是从骨子里反对他们。” 就在同邓颖超同志交谈中，邓大姐请汪文风转告曾在社会大学担任过教授的张友渔和于刚：“总理生前很惦念他们……” 这次会议之后，汪文风被安排的工作岗位是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但他没有走马上任，而是直接进了审理江青集团案件的中纪委第二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制造十年动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交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审理。 “当时全国各地寄给中央、小平、陈云、黄克诚等同志的信件堆积如山，有揭发林、江集团罪行的，有控告他们在各地爪牙的，看都看不过来，查案、办案更需大量人手。后来向中纪委领导汇报后，中央决定成立审理‘两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大家简称‘二办’。” 汪文风任“二办”副主任、审讯组组长。为审理江青集团的案子，他经常住在秦城，“同王、张、江、姚面对面地打交道。” ——直到今天，汪文风自己也觉得很难理解这之间是怎样一个“因缘”关系：一个教写作课的教师，成为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只能说这中间有巧合性，也有必然性”。 有些事情的确耐人寻味：譬如周总理在世时，为顾全大局，对江青及同伙的叫嚣和无理取闹，常采取忍让或不予理睬的态度。而今，他在重庆播下的革命火种，“周总理的学生”却成为了审理江青集团案件的“主审”——历史逻辑的因果链条，竟是如此地具有意蕴。 与江青秦城斗法 秦城监狱位于京城北部。“文革”中，江青的一句话，就使多少党的高级干部、老红军、高级民主人士在此遭受迫害。她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这里的“长住人口”，并在这里了此一生。 汪文风说：“江青给人的印象是对仪表很讲究，她的头发浓密、乌黑，并不是社会上所流传的秃子，戴假发套。不过，与江青接触，她的作派、举止，总是让你想起她曾经是个演员，她总要向你提示这一点。譬如每次来谈话，她都是一手抱着一叠材料，一手拿水杯，然后把材料放左边，水杯放右边。坐下，先仰头向后捋捋头发，再用双手在眼鼻之间按摩几下，最后抬起下巴，对我们说：‘开始吧！’就好像她在主持会议。” 汪文风说，第一次谈话，双方就“过招”了。 “谈话一开始，我告诉她，党派我们来审查你的问题，你要把自己的罪行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交待出来。江青看我们是新人，就摆谱儿端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这一切，你们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气焰十分嚣张。当时我想，不灭掉她的威风，这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我严厉地叫了一声：‘江青！’令她一震。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一点你首先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都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你不交待别人要交待，别人交待了就不算你的了。凡是涉及你们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这一下，才算把她的气焰压下去了。” “江青的另一个伎俩，就是抬出毛主席来吓唬人。譬如她说：‘你们总说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可是，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呀？你们了解毛主席多少？你们接近过毛主席吗？我，哼哼，再不肖，也跟毛主席生活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哪！’我对她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革命领袖身边都有很多跟随者，有些甚至是朝夕相处的人。但恰恰是在这些人中，后来出现了反对马、恩、列的人。相反地，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没有见过、接触过马克思、列宁，但是他们拥护他的主义，忠于他的事业，能够始终不渝，坚持到底。对这些你有什么话说？’” 江青无语。不过在这两次交锋之后，江青便称汪文风为“理论家”。汪文风进城汇报工作，江青向其他工作人员问：“你们那位理论家怎么没来呀？”汪文风说：“她没见到我，会以为我被‘整’掉了。整人，是她的一贯做法，她也会这样猜想别人的。” 请汪文风对江青作些评价，汪文风说：“搞政治，她是个政治品质很坏的人；作为人，她是那种心地很坏、坏心眼的人；还是那种撒泼耍赖、乱骂人的女人。” 对这三点，他各有“论据”： “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利用、操纵红卫兵组织，抄老干部的家，揪斗刘、邓、陶夫妇，包围中南海妄图逼走周总理，一直发展到火烧英国代办处、抢劫统战部机密档案，极大地震怒了毛主席，毛主席下令杨成武把他们通通抓起来。此刻江青不保他们了，她说：“这些人是刘少奇的第二套班子，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 江青心眼坏，她总是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文革”初期，她一句“文攻武卫”，中国打死多少人啊！还有对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界的旧同事，有的还是她的“亲爱者”，往死里整，无非就是为隐瞒自己那段丑恶的历史。她一动嘴就死人，很毒辣。 张启龙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成员，红军初创时期的老干部，在延安任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是江青的老领导和教师。那年张老已经八十多岁了，去秦城见江青，想告诫她实事求是地认识“文革”造成的灾难。刚一开口，江青就突然蹦起来，举起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以张老的革命经历，叛徒、特务的帽子都扣不上，她只好这样骂，并疯狂地往老人身前扑。几个女警卫进来抓住了她，她又蹦又喊，就像大杂院里的泼妇。 尽管如此，江青在秦城监狱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她这个罪犯的待遇要比“主审”的待遇好上许多。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社会物质还很匮乏的情况下，她的伙食标准：每餐一荤一素一汤，每周二次牛奶、二斤水果，一顿饺子，雪白的馒头、米饭随便吃。 也有同志对此感到不平衡：“四人帮”迫害致死、致残了多少人啊？那些人在监牢受的是什么罪？中央“两案”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王鹤寿总是开导大家：“抓起来了，就是我们的俘虏。党的一贯政策是优待俘虏。如果我们也按他们整人的办法对待他们，我们不就跟他们一样了吗？！” 与历史深切交谈 如果将来——按“隔代写史”的观点，将来有人写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野心家，江青一定是令史家感兴趣的人物。这个由李云古—蓝苹—江青(李进)的人，这个从电影明星—延安青年—第一夫人—“文化革命旗手”的人，放大她的脚印，辨析她的人生轨迹，可能会有很丰富的内容。 72岁的汪文风老人，以“童怀周”一员的身份，入选中纪委委员，此后四届连任，不久前退居二线，这使他有时间去思考一些深层问题。“江青是个怪胎”，汪文风说：“这个怪胎的特征是：封建法西斯。” “江青架空毛主席，她自己想上台当女皇”，汪文风说他见过江青那件法国式样的“皇后袍”：黑纱、银色亮点，其裙裾要四个人才能拖起。“听人说，那是准备在正式场合、隆重的仪式上穿的，是请天津的能工巧匠制作的，工艺精良。” 不过，这件华服她没来得及加身，就像西谚所说：本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但是，她毕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行走了10年，颐指气使、权倾一时，残害忠良、指鹿为马……多少人敢怒而不敢言，又有多少人不敢怒亦不敢言？ 民主与法律被踏上千万只脚的10年，正是江青登峰造极的10年，特定的历史给了她特定的空间，不过这空间不是无限的，那空间的上限是：公元1976，农历丙辰年。 历史显现出它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性。文／本报记者李俊兰 粉碎“四人帮”大事记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在钓鱼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抓捕归案。 1976年10月21日起，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声讨“四人帮”，欢呼人民胜利的集会游行活动。 1976年12月10日起，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了有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全国人民掀起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高潮。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制造十年动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交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审理。 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981年1月2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作了如下判决：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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