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榴

　　6月3日下午，我正为闷热的天气而烦恼，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沉稳的男中音问道：“请问是颜榴同志吗？”听到以“同志”相称，我连忙郑重称是。

　　马上想起这是《切·格瓦拉》话剧的编剧兼指导黄纪苏先生，但是他唤我以同志使我有些“受宠若惊”。原来，他邀请我参加一个《切·格瓦拉》的座谈会，这个戏据说从四月上演以来一直爆满，尤其广受大学生的欢迎。无论如何这是继去年老孟(孟京辉)《恋爱的犀牛》以来话剧界又一令人鼓舞的戏剧事件，作为戏剧界的一员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接着，纪苏告诉我，参加此次座谈会的人士以学术界居多，他报了一些人名，可惜我孤陋寡闻，都不知晓。他说，“如果可以，就请过来，提提意见吧。”听到堂堂编导如此郑重并且诚恳，我无名晚辈焉有不去之理。联想上回文学界嘉宾在《生死场》一剧讨论会上大谈“话语”，发戏剧人之所未想，言戏剧人之所未言，令吾辈搞戏剧的大开眼界，格瓦拉君乃世界级别的革命人士，由他所阐发的“话语”定然更是多多，又是一次长见识的好机会。于是我便决意去了。

　　不想，第二日的热比前日还要“酷”，我一看如火的太阳几乎要退缩，但是，剧中格瓦拉赴汤蹈火的战斗场景似乎闪了一闪，我怎么能畏惧这种困难呢，那不是很“可耻”？我背上常用的行头，顶着骄阳出发了。

　　汽车开了好久，才到了金台路，我循着指示找会议室。不知为何，那天下午的光线和那里的建筑蓦地让我有一种70年代的感觉，虽然70年代我显然浑浑噩噩。会议室在一栋显然是改革开放前的楼房里，楼道不很亮，但“人民日报”、“真理的追求”的红字牌匾等十分醒目，??，此地非同小可啊。

　　不好意思还是迟到了，会议室里早已座无虚席。放眼看去，中间又长又大的圆桌边清一色的中青年人士，除了纪苏、广天外，都是陌生面孔，圆桌下呢，我发现了导演田沁鑫似乎有些腼腆的坐在那里，编剧史航一如既往的冲我做怪样，还有《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女士、三联《读书》的编辑先生。得了，戏剧界真是“势单力薄”，不知这场讨论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而且我还错过嘉宾自我介绍的大好时机了，除了我认识的，嘉宾发言只好以符号ABCD代替了。

　　包还未放稳，就听一位老者说，“我一听这个戏，就说我非看不可，这样的戏太及时了，太难得了！”声若洪钟，似乎很急的样子。我欲再听详细，话头却被另一位穿红衣服(以下再出现时称A，其他人同此)的青年人接了过去：“梁实秋曾经批评鲁迅，你只知道骂人，鲁迅说牙疼首先要喊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部戏首先替弱者喊出来很可贵。不满足的是它的亮色不够，反面人物很生动，但是正面人物不够。”

　　这时候，一位女同志(B)发言了：“我是黄纪苏的同事，他写剧本时我们看过，聊过，我们都说他患了‘革命综合症’，我是知青，老三届，现在也属于穷人阶层，在这里我请大家不要怀疑我的人格道德，也不要怀疑黄纪苏的人格道德。我对张广天的音乐特别赶兴趣，可以听100遍，我觉得这出戏在内容上是虚妄的，形式上不无滑稽，象文革的街头活报剧，我们下乡当知青的时候都是被这种东西支撑着。可以说，我被革命强奸过，患有革命过敏症。那时候，一提革命就热血沸腾的事儿，我们都经历过，现在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有时侯我想我为什么不激动了，是不是我麻木了？我也是穷人啊，可是象田沁鑫导演的《生死场》我就觉得是打一闷棍，震聋发聩，象《非常麻将》也有这种感觉，可是这个戏没有。”

　　可是，她的话很快被身边一个穿黄衣服的人(C)打断了，不仅打断，而且频频打断，这位先生不仅不客气的打断女士，而且对下面发言的人动辄打断，由于他实在冲动，语速过快，表情过愤激，以至于现在记不起他说过什么，只留下一张无比愤怒的脸的印象。那么，刚才已经鏖战过一场，下面将进入第二个回合了。并且我还意识到，原来学者里头也有摆开这种阵势争论的，革命确实能让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

　　一个穿蓝衣服的中年人(D)终于在C的话语垄断中赢得了发言的空隙：“这个戏的出现非同小可，许多争论已经离开了政治，鲁迅说，文艺家是社会感应的神经，我发现编导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这说明一个问题，社会改革矛盾激化到现在，这样的戏看过之后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就是什么是理想主义？在我看来，一是追求政治上的平等，二是经济上的平等·····”

　　随后又是不幸打断，问题转到了观众方面。由该剧的制作人袁鸿报告了售票情况：“这出戏从4月11日到5月20日，共演出了37场，接待了1286人，售票的记录是这样的，学生票有3800多人，50岁以上的有700多人，25--35岁的占大多数，中年人相对缺乏。演了7场之后，本来不看话剧的人来了。有一个从深圳外企来的小姐，，还有从辽宁鞍山来的，有一个台湾人给我们汇了600美金，说‘你们很真诚。’票卖完了，我们可能总共临时接待了200多人。”

　　这时候一位穿蓝灰衬衣戴眼镜的中年人(E)说：“这个戏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所谓穷人、富人，这种两分的做法是很可怕的。”

　　穿蓝底白条、戴眼镜的人(F)马上接道：“这实际是‘造反有理’的重新提出。”

　　于是又进入了一轮争辩，又是无法记录。我看到北青报的记者走了。

　　在缓和的当儿，一位(G)插话道：“刚才说财富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啊，我就是北京电视台‘青年财富论坛’的策划人，(有笑声)我认为现在最主要的是让这个戏能继续演下去，而且给更多的观众演。”

　　这时，张广天举了一下手：“我刚才注意到一些记者已经走了，我想把我们剧组的基本情况先向大家说一下。制作人刚才说了观众的情况，实际上话剧的观众结构在这两年有一个显著的改变。以前话剧基本是固定的观众，应该说是中产阶级的消费者，话剧界有一份名单的，这份名单被各个剧团看好，但是在去年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生死场》之后，话剧观众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从来没看过话剧的人去了，而且是劳动阶层的人。象《无政府主义》，公安部门的人去了，他们听说这个戏有警察，以为是损警察的，看完之后说没损警察，挺好的。观众面扩大了，以至于有人说今年可以投资话剧，话剧可以赚钱。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另外我想就两篇文章谈一下我们剧组的共同看法。第一篇是《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标题是《有人在叫卖红旗下的蛋》，这篇文章的观点呢有两点，一是我们不是玩真的，而是在做秀；二，假如是真的，这是精神吸毒。我们要说，我们当然不是玩真的，我们是在演戏，是商业活动，所以力图使它有经济效益。开始排练的时候，资金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几个主创人员都没有提拿钱，演员也是想来就来了，说冲着钱我们就不来了。但是演出之后，票房非常好，我们的帐目是非常清楚的，可以来查。这些钱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用来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给15名贫困大学生以赞助，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到160元钱，并且还帮他们联系了地方在假期的时候勤工俭学。然后我们把主要收入平分给了演员，因为总不可能让他们那么辛辛苦苦的却没有报酬，我们是义务的但不能让人家也都是义务的。第三我们把钱还给投资方，是朋友，虽然人家并没有催我们，但朋友是在最紧急的时候给予投资，而且不期待能还，那么我们在有效益的时候就应该把本金加利润还给人家。最后一点，我们几个人是没拿钱，但不是要用它立牌坊。何况我们本来没有义务把我们如何使用这些钱的情况给大家说，但是有某些人就是感兴趣，所以我就在这里说一下。还有关于‘精神吸毒’的问题，这篇文章引用了我们党在70年代对格瓦拉的一些定论，比如‘游击中心主义’等，那么现在党对这一问题没有新的定论，作者引用这些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势利眼的做法。另外一篇《众口评说格瓦拉》，说我们是盗版马列，劝我们明哲保身、识点时务。其中程映虹的文章依据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材料，那些材料我们都研究过，有明显的问题，所以陈的文章理路是没有依据的，而我们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正因为这样，我们就是不明哲保身，不识时务，我们才排这样的戏。”

　　张广天对着不在场的或在场的“论敌”狠狠的还击了一下，有理有据，扫除了诸多对剧组的好奇和“误解”，十分痛快淋漓。一个称来自《中华文学选刊》的人(H)说话了：“革命者身上有一些共同的常有的品质，我看完戏后想，让这些人去组织革命会怎么样？他们有激情，没有理智，而现在的社会有理智，没激情，关于这个的详细论述，我有一篇文章在6月10号的《文艺报》上，题目是《五月混战--》(大家笑)。”

　　又一个人(I)说话了，不幸他略微带些口吃，似乎说了好长时间，从“我跟纪苏都在美国留学，而且呆了很长的时间······”说起，综合其意，中国人是不具有攻击性的民族，迫不得已才革命。

　　对此戏作“两分法”的E又有了机会，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出来：“我说这个戏把很多东西都简单化了，例如把女性主义也作为批判对象，太轻率了，从西方过来的这些说法都是很复杂的历史现象，但是在戏里都整体的简单化了，不象田(沁鑫)导演，处理得比较好。”我看了看田导演，她矜持的看着发言人，有些不好意思，今天拿她举例子的人可真不少。

　　这时，“垄断者”C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道：“女性主义是调侃嘛，怎么不可以！”

　　穿灰T恤、戴眼镜的J说：“我有一些朋友搞女权主义搞了多年，最后也就是成为福特基金会的常年申请者。”

　　张广天说：“我同意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女权主义的深度是存在的，我们的确把它简单化了。但是从艺术创作来说，不一样的。比如摇滚乐在美国有极复杂的背景，是极具美国标志的，鲍泊·迪伦的歌词收进了大学课本，而摇滚乐歌唱的是民权运动，是底层，但是摇滚乐在中国变成了精英文化的一种，我们的考虑是要做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

　　财富论坛的G说：“我们现在不比谁说得长，比谁说得短，好不好？一个戏要通过三个圈子：政府许可、观众票房、还有舆论，我们可以持续引进多层次的争论。主创人尽量少说，看后的想法都不一样，这很好。其实还是戏太少了，如果有100个剧同时演，这个戏就不那么重要了。”

　　穿兰花T恤、戴眼镜的K说：“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有共同的评论呢？一次我和两个朋友去黄山，一个是道士，一个是地质学家。结果我们到了那儿，说的完全不一样，我说，太美了，真是鬼斧神工啊；道士说，真是个炼丹的好地方啊！地质学家说，第四纪冰川！我见到这个戏的评论多是结论，一个问题过于简单，没涉及标准，我记得古人有句话说得好，‘不以其言而非其人，不以其人而非其言。’”

　　主持人看时间不多了，让圆桌下的人说说。史航说了：“这个戏我看了12场，我还带了69个人去看，其中前面几场是噌的票，后面我不好意思买了票，我看这么多场也是想看观众的反应。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演员说的话，她说我排下去了，不好意思，因为她有私车，有房，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看见哪个表演系的演员在排戏中对自己的生活有所审视，这使我感到很惊讶，是任何先锋戏剧从未达到的。另外呢，对革命我想有两个比喻可以形容，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红旗脏了，有两种办法，或者是洗、或者扔掉，我选择的是洗刷之后再高举，而不是扔掉红旗。手术刀不消毒病人会感染，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上次没消毒就不用手术刀。革命就是红旗，就是手术刀，所以我觉得同时在人艺演出的《风月无边》恰好和这个戏对称，它不应该叫‘风月无边’，应该叫‘风月无耻’。小时候当大人教导的时候，我们总是有逆反心理，但是大了自然会去寻找正义，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年龄，遗憾的是我感到今天的大人还处在那样的阶段，所以我建议中学课本撤掉所有有正义感的课文。”一向以愤世嫉俗、伶牙利齿著称的史航果然语惊四座，激起了一片掌声，这可能是那天下午唯一一次因发言而起的掌声。只是我奇怪他为什么要把《风月无边》扯进来，我后来私下问他，他说，所有的采访都把他对风月无边的批评剪掉了，但是他非常痛恨这个戏，只要有机会，有讲话的权力，他就要讲，于是我决定捍卫一下他的话语权，忠实的保留了这一段，而且他还是那天到会的戏剧界唯一发言的人士，应当给予足够的尊重。其实我很想说点什么，但自愧无史航之巧言善辩，就象扔一个石子于滔滔江水之中，不见踪影，还不如换一个场所，从容的说话好些。

　　后面的讨论还有很多，我和田沁鑫退出了会场，不久，太阳下山的时候，会议也就散场了，制作人友好的挽留吃饭，我没有去，恐怕那里也要变成新一轮的战场。回来尽量客观的记下这些文字，中间断章取义、语焉不详的不在少数，如果要求真实，遗漏的也不在少数，因为争论似乎无休无止。许多发言人在开头都坦言自己不懂戏，一群不懂戏的人对一出戏津津乐道，可见这出戏的确是触动了大家的神经。可惜的是我几乎听不到一种至少是足够鲜明、足够完整的观点和说法，也没有一种戏剧界之外的声音对此戏有足够建设性的意见，一种声音总是被另一种声音打断甚至摧垮，最后共同淹没在一片嘈杂中。与在《切·格瓦拉》剧场里感到的不安一样，这种嘈杂使我想起了那个不久前的年代，我不认为关于戏剧的争论就该如此的戏剧化，我依然以为，要是我们把生活的每个场景都当作戏来处理，仅凭情绪来说话，我们的生活就会陷入真正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