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怀宏

　　一、我是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

　　我首先想说我是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的，大概我们这一代，四十岁左右的学者都分享着类似的基础。在1978年3月1日的日记里，我尝试整理自己的知识，试图问自己：我知道一些什么？下面就是当时的一个总结：

　　自然科学方面--理论方面有一点简单的进化论知识，自然发展史的序列，生物进化，肤浅的天文知识，不巩固的初等数学知识，初中水平的物理化学知识，对新时代各门科学的互相渗透有一点了解，科学史读过丹皮尔的《科学史》，所读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是19世纪末的概括，虽然激动人心，但带有上世纪特有的某种独断，还读过一些科学家的传记，有一本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维纳的书也努力想读，但不是太懂，爱因斯坦只是二手材料的介绍。

　　哲学--看过文革前、后编的几本教科书及哲学辞典，对辩证法、认识论、本体论、历史唯物论有正统的理解，学过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看过费尔巴哈和洛克等人的原著，逻辑学只看过一本苏联教科书，同时还有一本心理学教科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看过几本教科书。

　　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也许都可归入马克思主义(从上述的分类即可看出，它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三个组成部分来分类的)，因为我都是看这方面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方面知识还包括：l、马、恩、列、斯的学说、生平：马、恩和列宁的两套选集我都细心地读过两遍，还包括选集之外的他们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以及一本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布)党史。2.毛泽东生平、思想：通读毛选三次，虽然仅最后一次接近于是研究，还读了文革时期出版的《红太阳文献》、《毛主席文选》等，以及各种回忆录，与斯诺的谈话等。3.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

　　历史--看过五本苏联教科书，二本中国编的世界近代史，一套美国编世界史，以及杜鲁门、甘地、尼克松、田中、希特勒、纳赛尔、戴高乐、希思、基辛格、福特等人的传记，《第三帝国的兴亡》、《勃列日涅夫传》、《格瓦拉传》、《和平的反革命》等等。读过中国通史，先秦部分印象稍深，以及《史记》、《论语》、《通鉴》一部分。

　　文学--鲁迅作品几乎全看过，还读了一些鲁迅生平的资料。印象较深的作家和作品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茅盾、柳青、峻青、杜鹏程、王汶石、杨沫、浩然等人的小说，郭沫若、郭小川、李瑛、张永枚等人的诗，民歌，杨朔等人的散文，《新观察》，《萌芽》、《解放军文艺》、《朝霞》、《摘译》等杂志。古典文学：《诗经》、《文选》一部分，一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外国文学：如雨果、巴尔扎克、梅里美、托尔斯泰、契河夫、罗曼·罗兰、杰克·伦敦、高尔基、肖洛霍夫、惠特曼、裴多芬、海涅、《浮士德》、《九三年》、《德伯家的苔丝》、《当代英雄》、《牛虻》、《草原林莽恶旋风》、《苦难的历程》、《叶尔绍夫兄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日本沉没》、《战争风云》等。文学理论看过一本教科书，看过几套中国文学史。

　　外语几乎等于零。没有家学渊源，也不曾做过谁的私淑弟子，小学毕业正好遇上文革，虽也曾在收购部门口守过别人卖旧书，也曾为借一本书走十几里路，但阅读不能不打上这一个时代的印记，而我就要从这一个基础开始。除了文学，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我阅读量最大、用力最勤、读时态度也最虔诚的一个门类，迄今依然。当然，我们这一代人还有对文革的切身经验，有社会下层的阅历，这也许可以构成一种如博兰尼所说的“默会的知识”。

　　二、学外语的经历

　　除语言学者之外，大概一般学者学外语本算不上学术，不宜放到学术回顾中来谈。但对我们这一代早年不得不失学的学人来说，学外语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一代人中有思想力的人不少(他们一下被抛到社会底层，也不能不逼着对许多问题进行思考)，但其中很多人却被外语所拖累，不能报考大学或研究生而难于得到专事学术研究的环境，而一些终于进了大学之门的人，又往往还要继续艰难地补课，把相当一部分本可用于思考和研究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像孩子一样牙牙学语，而且还远不如孩子们学得那样自然和效果好。然而，学外语对于刚从严密的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又确实极其重要，说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窗口还不够，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大门。所以，我们不能不首先逾越这一极大的障碍。

　　1980年初的时候，我正在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习。此前我在塞外呆了六年，于1979年春天才作为一名政治机关的干事调离内蒙来上海。当80年代来临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今后到底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要做或能做一名学者，我对文学可以说是更感兴趣，那时我也根本没有可能报考地方大学，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我要好好利用这一学习机会，为今后作一点准备。时代的机遇是为那些做好了准备的人提供的，但我首先还得为争取一个最起码的学术环境而奋斗，我当时对自己未来的前途也还茫然无知，也一时无法改变自己的外在境遇，我只是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生命激情和求知渴望。于是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至少可以做、不管以后做什么、都不会说是浪费了时间、都是必要手段的事情，既然我估计我的领域还是会在人文方面，我想至少外语和古文这两种工具对我今后无论做什么都是绝对有必要的，我想先学英语。

　　当我刚到上海时，我的外语水平还只是刚听完广播电台的初级班，而在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上海时，已经能够流畅地阅读如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等英文小说了。这并没有多少诀窍，外语大致是有多少时间投入就会有多少收获，并最好使自己的精力在一段时间里相当集中。假如大学四年，平均每天学一小时，就会远不如哪怕仅学半年，但一天学八小时。不想老学外语的最好办法是尽早尽快掌握它。记得我曾对一个首次恢复高考就进了大学，如今也在担任教职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仍在为外语头痛，是因为你是在大学里学的“公外”；我之所以不再为外语烦恼，是因为我是在没有什么其他诱惑的情况下自己学的“私学”，我可以不管任何功课而全力以赴。掌握一门外语是有一道门槛的，过了这道门槛，哪怕丢一段时间也不容易忘记，而没过这道门槛的话，学学停停，恰始终只是学而不投人应用，那么，可能一二十年还是在这一门槛前徘徊。

　　在上海的那一年半中，我每天大概用五六个小时来学习英语，而且后期主要是书面英语，对功课只是用最少的时间来应付，虽然也应付得不错。由于军校纪律的严格，绝对是不允许旷课的，而且课堂上经常来回检查，所以我主要是利用安排的自修、讨论(因我当时担任学员分队长，可以努力安排以尽量有效的方式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完成讨论)、平时不多的一些个人支配的时间和节假日。在课堂上，开始还能够在同学的掩护下学外语，后来检查渐严，我只好默记词汇，并把英文书拆成一页一页来背诵，记得当时用这种办法背完过叶剑英1979年国庆讲话英译本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1980年8月，我从上海空军政治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学院担任教员，在读了一些英文小说之后，我想最好的巩固和掌握英语的办法还是尽快地投入使用，取得切实的成绩，从而增加自信心。1981年4月，我开始翻译美国哲学家梯利(F.Thily)的《伦理学导论》，并很快立定日程，每天译七到八页，三四千字左右。当时并没有出版的打算，而主要是想通过翻译来学习外语，所以，在译出初稿之后，我又仔细校订了两遍，由此巩固和提高了我对英语学术著作的阅读和理解力。

　　来北京后，我经常去北京图书馆借阅这方面的专著，并定期测览英文学术新书和刊物，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90年代。1987年，北图在紫竹院建立了新馆，并开辟了外文新书阅览室，离我所住的地方更近、更方便了，有数年时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那里阅读每月的英文新书。

　　1982年7月，我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英译本，用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巨著，并做了一本厚厚的笔记，这一阅读的经验使我至今难忘，在啃过这样一本大书之后，读其他的书就更加得心应手了，接着我又读了其他一些存在主义的原始文献，写出了一组有关萨特和马塞尔哲学的论文，并由此得以和当时北京最有新锐之气的一些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的年轻学者相识并结为好友(我的这篇回顾因主要集中于思想学术的演变过程而不能涉及师友，希望以后能弥补这一缺憾)。

　　1984年6月，我参加了在江苏镇江举行的专门讨论《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两书的学术会议，记得当时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熊伟先生几次大声疾呼和勉励年轻学者学好外语，并且多学几门外语。他并以陈康先生为例，说陈康先生发愿，要精研古希腊文和希腊哲学，让以后西方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者都不能不读中国人的著作。如今老人已逝但言犹在耳。当年七、八月，我在等待入大学读研究生之前，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拉丁文。1985年的暑假我又开始学法语，初冬，开始译法国17世纪思想家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的们宣德箴言录》。后来还阅读过法文版《帕斯卡尔全集》的一些篇章，写成《生命的沉思》一书。1986年我还学习了德语，通过了研究生二外的德语考试。学习这些外语使我对西方一些概念的词源和语义辨析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外语了。由于精力的有限，所以我想在外语的学习方面就不能不知止了，尤其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在远非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来艰难地进行补课的，很快，一些紧迫而富于挑战性的问题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所以，虽然我极其尊敬熊伟先生，但还是不能不对他的话和我自己的学术使命有所反省，我想，陈康先生是否实现了他的弘愿呢？而即使实现了又怎样呢？又是否真的符合一个中国学者本可有的弘愿呢？后来也曾有人劝我想方设法先出国，说假如你跟随某位大师从学，回国后你就是有关这位大师的学问的最高权威了。但这岂是我之所愿？我想，对我来说，也对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叙述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解决我们自己面对的问题，建设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如果今后中国的思想学术(不是古代的，也不仅是材料的)引起西方人的高度关注，那也一定不是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引起或促请他们的注意，而是就在我们自己这里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也考过TOFEL、EPT，之后又参加了国家公派出国人员的外语培训。通过那次培训，我终于发现：我不仅不能再去考试，甚至也不能再去上课了，即我已经不会当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了，现在回忆起来，有时甚至觉得花在外语学习及翻译上的时间可能还略为多了一点。外语也同样符合一个“用进废退”的原则，新学的语种搁久不用，往往就印象淡薄了，而曾经在一个时间里强记的大量词汇，也不久就又生疏了，所做的大量语法练习也往往只是对考试有用。另外，我的外语学习为了迅速求用以及限于条件，一直有一种在一段时间里单打一、甚至倒置(如先书面后口头)的倾向，其好处是能迅速奏效，其坏处却是割裂了语言，从长远来说，有条件的话，可能还是从一开始就全面打好基础为妥。我想我可能还有一种天生的弱点，就是天生就相当缺乏急智、缺乏交往和应对的能力和兴趣，有一天我练会话正苦，突然悟到“会话”也就是“废话”，锻炼“会话”的能力实际上要有一种能说“废话”、没话找话的本领，而我天生是相当缺少这种能力和兴趣的，我连对中国人说中国话还说不好呢，自此我相当安心和满意于自己的现状。

　　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阅读

　　80年代我首先接触较多的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史方面。有几部西方哲学史以及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一套西方古典名著选辑是很好的入门书，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叙述客观，材料翔实，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则鲜明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哲学观念，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则可以说介于这两者之间，重视哲学与社会的联系，且文字优美有力，这些书把我引入了西方哲学的世界，为我进一步去阅读那些原著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而且正像罗素所说：一种哲学往往是另一种哲学的解毒剂。在那些哲学家的原著中，我比较重视两端：古希腊罗马和近现代，近代我又尤其重视阅读康德的著作，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我主要限于伦理学及存在主义，但维特根斯坦等思想家也曾强烈地引起过我的注意。

　　哲学的训练使我接触到一种最高的智慧，但是，和最好的哲学家内心交谈的结果却使我确信，我并不具备系统玄思或严格逻辑推演那样一种纯哲学的气质，这可能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弱点。哲学是极个别人的事业，我自己觉得是从事它的人应该很少很少，但又决不可以没有，幸运的是，我看到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已有人在做出这种艰苦卓绝的努力井有望取得成绩，但更多的人却可能会是徒劳无功而仍不自知。

　　翻译罗尔斯的著作使我进入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理论的领域，这也是我在思想学术上一次大的转折：即从关注个人到关注社会，从注重非理性到注重理性，从悲观到稍稍乐观(人总要做点什么，也总能做点什么)，从兴趣广泛到目标比较专一等等。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一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即试图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去探讨罗尔斯《正义论》的历史蕴含，在霍布士、洛克、卢梭这三位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主要代表那里，我试图发现一种由保存生命到法律和财产自由，再到利益分配的平等这样一种正义原则的发展逻辑。我分析了当代的诺齐克与罗尔斯之间有关自由优先还是平等优先的争论，探讨了一种哲学的综合是否可能的问题，但是，我虽然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理性，而非历史必然性的原则，当时对哲学甚至对理论的期望可能还是过高。我也在分析“契约”概念的汉译时指出：仔细清理一下近百年来涌入汉语中的各种新概念自身的历史，或存或亡、或盛或衰、或常或变，将可以从中引出许多有意义的结果。但我自己尚没有去具体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的这本学位论文以及编就的另一本书《沦“公民不服从”》，主要还是一种评述和介绍性的著作。

　　我还希望不断在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史学方面进行补课。我曾详尽地列出过一个这方面的阅读计划，或者安排在研究所需的时候，或者安排在两次研究之间的间隙时期，一有机会就集中阅读一段时间，试图弥补上那些我认为的自己知识系统上的空白点。对西方宗教与文学，我更觉得是情有独钟。我觉得，阅读西学是把自己从一种比较偏执的传统主义中解脱出来的途径，要建立一种现代类型的学术，要进行一种系统的思考，是不可能对西学置之不理的。西学确实要比我们传统的学问更富于思想上的刺激性，也更能提供一种可以用于交流和讨论的概念工具。

　　对西学的一次最集中、最投入、也最愉快的阅读经验是我1993到199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的。在哈佛的近百个图书馆中，除了不在其查尔斯河畔的本部及一些很专业的图书馆之外，我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图书馆，并找到了自己一些心爱的角落。我与书打交道的才能似乎远胜于我与人打交道的才能，还在文革的时候，哪怕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我也能迅速地嗅到可能有书的地方，而哈佛的图书馆自然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但不管图书馆有多大多幽深，也不管它们的分类法有多么不同，或者各馆有多少自己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我都能在里迅速地找到那些有我需要的书的地方，而我有时则只是留连，漫无目的地在书海中徜徉。书既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客观地凝结了人类最宝贵的精神和智慧，不论古今中外而皆叫以召之即来；书又完全保留了我的主体性。我在哈佛周围书店中的阅读也迄今令我神往，在轻柔的音乐声中，坐在一个侧椅或就在地毯上，从一些精心分类的书架上，可以阅读到许多最新出版出版的书籍。这种阅读的许多知识性的东西可能会忘记，而美好的印象却始终长存。书确实就像是我的宿命，我一走进一种书的氛围之中，就常常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欣喜和激动。

　　这次赴美在学术上最大的收获则是使我明白了，今天的思想和学术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地位，可做的和不可做的。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将持久存在的事实，感觉有必要更明确地划分"好"与"正当"，划分价值与义务，也更清楚了哲学体系与其他理论(如社会理论)的区别，决心往下走，而不往上走。总之，是心劲越来越大，胆子却越来越小。我感觉中国的学者完全不必自惭形秽，但出手却不能不谨慎。我想我还要特别注意在学术研究中情感纠缠的问题，要更冷静些，更把学术当学术，使学术与评论区分开来。然而，我的心灵仍然主要是向着大师，向着经典，而并不在意那些时髦的潮流，读许多当代学者的著作可能只是深化一种对时代的感觉，形成话语(discourse)，进行交谈，知道一些学术的时兴“行话”，而只有读那些大师们的经典(无论古今中外)才能真正获得根本性的思想渊源和刺激。

　　四、追思古代

　　前面说过，掌握古代汉语、熟悉古代典籍一直是我多年的愿望，虽然我在以前也读过《史记》、《论语》等古籍，并专门研究过中国哲学史，但我们毕竟是在传统的断裂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依然缺乏系统的把握，这一巨大的缺憾一直使我耿耿于怀，始终想找机会弥补，我心里很清楚，我的研究无论如何还是要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而为此，我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理解，这甚至不可能慢慢补，边作边补，时补时辍。在对中国古代经、史、于、集的最重要著作没有阅读之前，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大势未曾了解之前，几乎无法写好一个人、一本书，更无法进行中西比较。借用一个研究中国农村的人的话说，就像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农村，须先“滚过二百个县”一样，要清楚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文化，乃至要真正理解中国的今天，也须让我们的心灵“优游涵泳过两千年”。

　　所以，我在1986年转为博士研究生时，自己给自己拟定了一个座右铭，叫做：“以大学读小学，以博士学识字”。我想老老实实地从文字训诂入手，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典籍，但在读完工力的《古代汉语》四册、《诗经》及《十三经概论》等书后，却因其他事情中断了这一过程，后来事情越来越多，一直停不下来。虽然做这些事情也很有意义，但我内心深处总感觉有一种遗憾。我后来任教的学院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闹的地方，因为有好几个出名或开始出名的朋友住在院内，所以，来访者、约稿者往往找到一个就会顺便找另外几个，我那时住在六楼，听到外面的楼梯声渐渐响了上来就不免要叹一口气，常常不一会就果然有访客敲门。接近80年代末的时候，那时的学者确实是有点太忙了：讲演、开会、出游、宴请，约稿不断，甚至二三流的学者也时而抱怨写不过来，青年才俊更不仅现炒现卖，甚至有“卖青苗”之讥。

　　到1989年下半年，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在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之后，再也不做任何写作和翻译了，当时客观上也有摆脱各种事物的可能，学界一下子变得相当冷清，正是闭门读书的好时候，所以我开始以一种清冷的心境开始了对中国古籍的系统阅读，这种阅读不带任何具体研究的目的，而纯粹是作为一种修养，一种精神的感应来读的。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我守在自己的书斋里，心如古井，我心里也清清楚楚：我再也不愿有别的前途了，书斋就是我的前途，书斋就是我的选择，我的命运。我还能做什么呢？这也是我喜欢的。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言：“大抵余草系年，始壬戌，迄庚午，先后九年。其先有齐卢之战，其后有浙奉之争，又后而国军北伐。苏锡之间，兵车络绎，一夕数惊。余之著书，自譬如草间之孱兔，猎人与犬方驰骋其左右前后，彼无可为计，则藏首草际自慰。余书，亦余藏头之茂草也。”吾还不能著书，而其时青灯古卷的读书当为吾“藏头之茂草也”。

　　我相当严格地按照历史的顺序，差不多读完了先秦除甲骨、金文之外的全部文字典籍，魏晋以前的主要经典和隋唐以前的主要思想性著作，以及宋、元、明、清我认为最重要的思想性作品，尤其对先秦的典籍我作出了详尽的卡片，对四书五经我参照多种注本，力求逐字逐句的弄清其含义，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一向有打成一片的特点，且越是往前，中国的学问越是打成一片，不仅现代的学科分类不再适用，就连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对先秦典籍也不是很合适的。“六经皆史”，六经也是文学、哲学，亦子亦集，所以，我阅读的兴趣和标准尤其集中干思想的新颖性和材料的独特性方面。而并不关心专业领域或者文体的划分门十秦以后也是如此’。那是一个“定眼看六经”的时期，在一段时间里，我甚至习书法、写繁体字，乃至于在生活的各个方而都力求接近古代。

　　对先秦以后，我收获最大的方面可能还是在史学，读过先秦典籍之后，我曾经有一个计划就是大致用一年多时间通读一遍二十五史，并结合读史读一些最重要的思想性著作，在这个过程中，努力把历史、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把社会学与伦理学结合起来，把经史子集打成一片、这一读二十五史的计划益最终未能实现。因为我还是感到了中国正史及主要史料在类型和思想性质上的其种重复性与我后来越来越强烈起来的写作欲望不合，但我基本上还是将一个时代的历全与其思想、文学结合起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后读，将思想、文化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互相对照。读史起一个纲要、主要线索的作用，同时也使社会与思想、人物与其著作呈现对照。我在读过《左传》、《国语》与前四史之后，又接着读完了《资治通鉴》及历代纲鉴，也读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阳明全书等宋、元、明、清的主要思想性作品，然后一直下溯到近代的思想学术史，并将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许多近代学者有关中国古代思想的著作与古籍参照起来阅读，对近现代我始终还是有一种深层关注，这也许因为我还是难于忘怀我是一个现代人啊。

　　但是，在那两三年中，我主要还是追思古代，我的心灵不可抑制地背对现实而朝向古代，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我感觉与古人的生活，尤其是和那些古代的伟大心灵有了某种沟通，产生了一种极其亲切的思慕。我常常在夜间读书之后，走到外面寂静下来的野地上，凝视着天上的星星，心想数千年前古人所见的世界与现在我所看到的世界可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唯有现在我看到的天上的星星，与古人所见是一样的，我甚至觉得我与古人通过那星星瞬刻间有了一种视线的交流和会心的沟通。这一段全身心投入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学术工作极其重要，它不仅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其索引，更重要的是，它使我真正开始意识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和意义，以及每一个不欲使其精神与文化之薪火中断的存亡继绝者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