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英

　　称为“青春”代言人的歌手高晓松最近推出了他的小说处女作《写在墙上的脸》，而且一不留神成为了畅销书。不管他在歌坛的名气有多么大，搞文学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早在中学的时候，高晓松就是北京四中学文学社的骨干，主编一份报纸，写过不少诗歌，读过不少文学书籍，后来还写过一阵子小说，是当时女同学眼睛里的偶像。后来，在大学里，高晓松突然有一天在某个场合听见了罗大佑自弹自唱的歌曲，年轻的心灵迅速被感动了，之后，他和几个同学组织成一个乐队，四处演出，开始到各地高校演出，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在大学就要毕业的晚会上的演出感动了所有的毕业生。不过，在我面前，提起这段往事，高晓松还颇有几分不好意思-----

　　张英：真是没有想到，你做音乐写歌曲之外，还能够拍电影写小说。这本名为《墙上的脸》的新书不仅收录了你的全部歌词，而且还收录了电影〈那时花开〉的剧本和小说《墙上的脸》，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你更多的是出于哪些考虑？

　　高晓松：我是在香港逛音像店的时候，看见罗大佑的作品集做得非常漂亮，它是由一本小书、三张CD和一张VCD组成的，镶嵌在一本书里，我当时就买下了它。在拍完电影〈那时花开〉以后，我就想，我自己也可以出这么一本书，因为我的作品在内容上也够了，加上小说都是现成的，所以我很快就编好了书，在和出版商谈了几次以后，书很快就出版了。不过，在我以前的设想中，这本书也应该由两张CD、一张VCD和一个剧本加一个小说组成。但是，出版商的建议在实施过程中间被证明是可行的，让这本书有更加多的读者，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本书。有时候象电影比较容易，象电影准备的时间特别长，每个地方都推敲了很久。基本上就是自以为是的回想从前。我老觉得我可能没有才华，一会儿就写完了。小说写得很快，先写写写，写不下去就扔在那儿了。然后过了一阵子想起一件事又给捡起来了。到开拍的时候剧本就写完了。小说特别顺，我的习惯是不顺的东西我就搁那儿。写歌也是一样。

　　张英：说真的，当时听见你在写小说，我还是吓了一跳，怎么大家都开始玩文学了？但是在内心吧，出于对你以前歌词的好感，我对你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的。看过这本书以后，我感觉你的歌词比小说要好，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显得太乱，故事没有讲完突然就结束了，在语言上受王朔影响太大，书的序言写得特别调侃又得意洋洋(被打断)------，

　　高晓松：(激动、不能够同意的)序言是调侃，那跟小说没关系，序言一定要调侃，不然还能象跟念悼词似的，把我一生的光辉事迹好好说一遍。我肯定得调侃，但小说我不觉得是可以随便的，我可能特认真的时候也就写成现在这样，但我不知道别人看了怎么说。

　　我不同意你对我小说的看法，我觉得我这篇小说是自己精心构制的，不是我胡写的。我老是觉得我特别有才华，一会儿就写完了，基本上是自以为的回忆从前，小说写得特别顺，我对文艺一贯的风格追求是写什么不在乎，要表达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我一直在追求我怎么来表达这事儿。你看我写的歌也好，小说也好，剧本也好，其实没表达什么东西，但我觉得有意思就行了。也许这小说就失败了？但我现在听到的反响还很好，无论是出版商还是王朔都认为我的小说还不错。其实没什么，我觉得我个人对文艺在表达什么是我最大的弱点。其实我以前在文艺圈里如果说受到批评的话，基本上就是您在这儿一天到晚在表达什么呢？我基本上属于有分寸感的，我在形式上有比较好的，我在跟别人在探讨判断、控制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其它人老问我，你觉得谁这两关都过了，我说就是王朔，判断比较好，控制就是表达的时候拿捏得住分寸。然后别人问我那您呢，我说那咱就是控制得较好，判断不怎么样，我想出一个特别好的角度来看，我描叙的东西都很平常，我要是连控制再不好，这事儿就别干了。

　　张英：那你觉得对一部小说而言，内容、思想和精神重要吗？

　　高晓松:其实这本书的内容也没什么，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内容，为什么我觉得内容不重要呢？因为北京每个出租车司机都有一个内容，你跟他聊天，他内容比你还多呢！他能跟你讲无数的事，比卫慧还多呢。关键不是要表达什么，我觉得内容特别不重要，不然的话你得象月亮一样生活，你得看尽人世间的一切你才能说你是一个好作家。如果你要追求你想表达什么的话，当然人人都不是月亮，人人都只看见生活中这么一点。所以最后大家比的就是这个。我怎么去表达，就这么简单。你说内容我都同意，就是内容狭窄。我但是谁说形式我就根谁急，我追求的就是这个，跟我写歌一样，一直追求表达的形式。

　　张英：这个小说特别简单，通过两个主人公的故事，你想表达什么呢？

　　高晓松：我从来不想对这个人要表达什么对那个人要表达什么。我了如果我想表达什么我就写在前言里，我就不用写小说了。我就告诉你有俩人，这个人表达了什么，那个人表达了什么。哪有写小说写这么长，这不有病吗？所以我不会去想这人表达了什么，那人表达了什么，我也没什么话要通过他们去说。我高晓松要说话我可以说，大家都听得见，我不用非得通过俩个人去说。我是觉得有意思，这部小说有张力，让你觉得这俩人一定会相遇的，他们一定会有点什么。因为两个有感情的人就是这样，这脸就和这两人一起生活过，但这两个人从头到尾就一直没有见过。只有一次搭上过关系，还是通过一出租车司机，因为这个女人上出租车，这出租车司机给他讲，刚才一个人叫高举，听我这个段子了吗？他们俩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关系，还不是面对面的，而先后上了一辆出租车，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东西。就是我把很多东西写了以后，后来已经很少很少煽情了，后来九六年我们作品集就不做斗志昂扬的在那儿煽情的事了。电影就更冷了，电影基本上没什么感情，已经很冷。你写的时候所有的乐趣都不在煽情，这本小说从头到尾一点也不煽情。所有的乐趣在于构置这种结构和它之间的转场，有人说它乱，我觉得这种转场是精心构置的，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哎这么过去然后那么转回来，这样拐一弯，始终不把一件事情特充分的给你说下去，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大乐趣。当你写作时你把一件事情一直写下去，就象我在中学写作文一样，非把它写清楚了，最后还得给老师总结一下中心思想。这篇作文白写了，其实就一句话，我告诉你得了。

　　张英：我算了一下，小说中把女孩子写得特别前卫，在性关系上也特别随便，一点也没有象以前文学作品中间的那种庄严感和神圣，时代真的是变了。这个女孩子在生活中间有原形吗？

　　高晓松：(与肖雅发生性关系的男子有四个？我没数过)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大队长，这个女孩长大了以后特流氓，因为我目睹了这女孩小时候是大队长初中是团支部书记，然后高中就变了，到大学就瞅她一人，没别人了，就她一个人在那儿，这可能是我的一情结。这个人物不知道谁是她的原形，但是我一定有这么一情结，一提醒我们想起来了。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没有特别想人物的这个问题，我想这里边人物原形一定是我生活中的，一些不管是阴暗还是光明的一些潜意识，反正就是不敢要的那种，其实也没干什么，再就是死皮赖脸全都样，可能就跟玩似的。然后那个女的也不是一流氓，她一直是暖乎的，她的那种方式是一好姑娘的方式，她每次都是真心真意，有很多姑娘都是这样的，爱得不行，她每次都表演一番声势，每次都有中国唐宋以来，跟了书生的那种才女情结，大学里就有这样的女生。

　　我觉得我写男的肯定要比女的丰满，所有男的写小说很少有把女的写得特丰满，因为这男的他不知道女的怎么想的，他对于女的想法了解了是出于男人恋爱中的心理，男人觉得女的应该这么想，其实这女的不一定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男人写的东西女性角色不太成功。从前有许多论点，说女性一定很特别，我没有那么欲望把人的心情写得特别，因为我没有那么欲望成为一个大作家，我得把要饭人的心态写得特细致，我干吗呀，这不有病吗？就是说我写小说是因为我快乐。但是如果要把这些当作责任我背起来夹起来，我就得把这世界上每个人的心态都体验、琢磨一下。我觉得创伤都是从每个人的主观出发，就是你了解了这个女人，那也是你的主观印象，我一直觉得这个女的到底怎么样这是科学的事，弗洛伊不是说了吗，小说的人是描绘我自己头脑中的印象，我没有责任去描绘心理学上的东西。已经太客观了，我再说就成科学家了(笑)。

　　张英：封面上的那张脸很有意思，它在现实生活中间有原形吗？

　　高晓松：封面真的是拍下来的，书商拿一相机在所有北京的大街上去找，最后在师范大学墙上发现这么一级脸，把它给拍下来了，不是他画的，是拍下来的。这个画是一个叫张大力的人画的。因为小说的主题就是这张脸，我实际上是看了这张脸之后才有写小说的感觉的。我特爱跟人开玩笑。开始大家说干吗呢，这人是一黑社会。然后有人说这不是黑社会，这是艺术。我就老爱跟人开玩笑这是什么艺术呀，这是人流哈喇呢，流到桌上摊了一滩，就成这样了。所以我的小说就是这么写的，脸怎么来，就是那小孩上课老爱睡觉，趴在桌上流哈喇，然后这哈喇特粘稠，干了以后擦不掉就留下了这么一张脸。

　　这张脸我没太大兴趣，因为什么呢？我没见着给这种东西取名字的。后来我看见这张脸旁边还有两个字：模样。哎，我觉得这事，这意思就来了，特有意思，因为画图。你去看没有一块墙上是空的，只要有一块空墙，绝对给涂满。但是它有一名字，我觉得它特有意思，我问画这个东西的人，了说名字不是他取的，他就画了这一张，是另外一个人，不知道是谁，反正我看到的是写的“模样”，我突然就觉得，哎，这个特有意思，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模样这两个字：我觉得中国字里象茶叶一样有一种，就属于这样的两个字，你看我的我特别希望你仔细看，因为我特别讲究这里面。这两个字让我有了特别好的感受。我本身喜欢这一类，我一看这东西叫模样，我就来了，有意思。

　　如果没有这一个技术性的线索(这张脸)，小说就不产生了，如果让我看小说，我肯定喜欢卡夫卡，我喜欢的东西是你看清楚了，你把它写糊涂了。这样的东西我最喜欢。而不是说您糊涂了，写着写着您自己突然明白了。这小说就不用看了，也没法看了。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技术性的线索，这个线索不是生活中的。

　　张英：在出书之前，你的文学生涯起源于什么时候？

　　高晓松：中学时写的都是校园小说，现在想起来特可笑，就是一同学抱一只猫感觉伤怀的那种。我一直都不觉得写出来的东西就都是作品。在很多时候你看的技术性的时候会说这是一习作，为什么呢？这就是这样的，你写这首歌能唱这就是一首歌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习作，因为你很多东西想表达没表达出来，在那儿说了一堆废话，这能叫一首歌吗？当然很多这样的歌也发表了，著名某人写的，以前都是习作。这一篇小说是我觉得比较成熟的一个东西。可能我不知道什么叫寒碜，但我对作品特知道什么寒碜。包括我看别人的，我再看看自己的，我知道哪种东西是比较丢人的，千万别拿出来丢人现眼。在音乐上我有个别的时候真有这样的情形，这我得跟大家坦白，但是我知道，我把为了钱要丢人的事集中在一个地儿赶快把它捂在那儿把钱要了就完了，别那个太丢人了拿出来大张旗鼓，反正我敢拿出来大张旗鼓的跟大伙儿说了，你看我采访的时候基本上回避一些话题，比如说你给谁谁写小说，我说我不谈这个问题，那肯定是说我为了钱而写的。我大张旗鼓的说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丢人的事，我觉得这本小说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个。

　　《写在墙上的脸》这个小说是在九八年写的，出版商把我最后那个落款九八年五月二十日给拿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不反动。九七年一月份到九八年十一月份，我就是几乎一天没拉下过在三里屯酒吧呆着，三里屯实际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下午、晚上、跟夜里共有三拨人，而且三拨人都特有意思。我下午在那儿呆着吧，都是一帮外国人，白领什么的，没人跟你闹，于是我就写东西，偶尔跟人聊天什么的，到晚上就是一帮准备好了要等点什么的人去了，然后在那儿等一晚上。到了夜里连等什么都不想等的人就从各种夜总会里出来了。下午的人他知道他要等什么，他生活特别充实和悠闲，晚上是想等点什么的人去了，两点以后来的人你看他那种醉生梦死的状态连等什么都想等。这三拨人都适合于让你写点什么东西，你跟他们聊天，然后写一会儿，特别有意思。

　　张英：就是说你的写作还比较时髦，在酒吧写作，感觉好吗？。

　　高晓松：我当时在写小说的时候旁边还有一导演在那儿写剧本呢，就是张扬，在那儿写《洗澡》呢，我当时一看，你干吗呢，哥儿们也写点。也跟着写剧本。年青人吧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你要在家里写作，你得做饭，多烦呀！在那儿你就不用做饭了，随时要点面条、汉堡包之类的，随便喝点酒，省得麻烦。你要是写东西的时候去做饭，我觉得有点傻吧。

　　张英：你自己也真是够胆大的，写了一篇小说就敢出版。

　　高晓松：我觉得名利对于钱钟书钱先生这样的人可能拒绝，我这样的人基本属于非常名利熏心的人，肯定要看，还要翻过来调过去的看，然后还要想这个人不要再让他写了。因为有的人他一写就让我觉得自己特“事儿”。我最怕人家把我写在文字上的东西当成我回答的话，给引伸上来，然后自己编一个问题。结果我说自己我能那么“事儿”吗？我说话跟他妈写字似的，特有逻辑，特有这种连词。有些记者写得跟我特别象，我不是一特坏的人，我也不是跟这记者不是一时代的人就没法沟通。而且跟我在下边的人其实挺多的，我原来在前言里写了，叫我们的问题，后来，给删掉了，小说写完以后想到一个问题，我不是我，我是我们，还有一“们”字在中间呢？这“们”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这么一堆人象我一样，小学调皮，中学早恋，大学颓废。这样的人有很多，在记者里有一些，所以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比较象我。我不是一个跟谁都不大象的人，非得大家来理解我，你不用来理解我，你只要跟我象，你只要知道你自给儿怎么想的，那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没经历过什么惨痛的经历，也没打过仗，没以做英雄也没蹲过监。小学中学大学跟大家一样，无非没读过博士后，比本科稍低一点，比大专稍高一点，所以差不多，文艺的多数。

　　张英：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你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小说有什么看法？

　　高晓松：我这人就是这样，我不喜欢就是因为我不会，但我确实不喜欢象现在流行的女作家的小说，我喜欢特别有技术虚荣心的作家，我看小说不是看这故事，我看完小说人家问我这小说写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比如看王朔小说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呢，但我能明显看出中间他这种技术虚荣心特别强。他在写的时候对结构，对语言文字的编排，他甚至不想让一句对白重复一次。但是他的小说充斥着对白，他能从头到尾十多万字的小说不重复这句话，就说明他是一个特有技术虚荣心的人，而不是胡写。你看古龙、温瑞安的书，那一句对白可能在一部小说里重复八次到十八次之多，因为他不去看，忘了这事，这句话我写过了，所以看小说一定是看技术虚荣心，不断在用这个编织这种东西故事。我讨厌的卫慧就在于她们的小说里头技术虚荣心没多少，有生活虚荣心在里头。一会儿说她们家去通奸，一会儿说他穿的一身牌子或者是什么牌子的裤子和香水之类的。这种生活虚荣心最烦人，你又不是一个做广告推销商。我经常躲在被窝里偷偷看小说，咬着被角乐、或者破口大骂，说他妈的写的什么玩艺呀，傻得跟傻B似的。

　　张英：那你怎么看王朔的小说？

　　高晓松：当然有很多作家介乎两者之间，技术的虚荣心他有，又穿插了很多生活虚荣心在里头，实际上的生活的虚荣心可能人人都有，我只能谈这种特低俗的。如果自己去写作或者拍电影做音乐，当然比在这儿玩这些东西特有意思。我看过王朔和我比较喜欢几个作家的小说特别慢，王朔是首屈一指在中国没有人能跟他比，有人说王朔能痞，我觉得特愚蠢。看内容的评论家是最愚蠢的，内容我说了，出租车司机每个人有一肚子的内容，比我听见的都多。所以看小说不要看内容，内容没什么重要的，尤其你是文学评论家更不要看内容，你要按题材本身就没法评了，如果划分题材哪种题材高档，哪种题材低档，非得说祖国才叫高档，别的就叫低档，题材并不重要，就象我以前做音乐一样我老提这个问题，谁拿题材界定音乐，谁就是最愚蠢的。题材不重要，关键是你怎么写，一个最傻的人一出来当时他写祖国，当然他写得很臭。象王朔的小说技术性使我看到了中国作家里最好的，有很多人追求过头了，就是我所说的控制力不够，没拿捏住这分寸，你可能看到一作家(我就不提名了)很有技术，但是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好小说，从头到尾在耍技术了，恨不得脸雾之床都出来了，这词都是伪造的，这又让人觉得你根本就没技术了，就剩口语了，特过头让人觉得您迷是干吗呢，编两个中国字得了，王朔让我觉得他是拿捏分寸感，控制力最好的一个作家。我也希望我的小说大家都看，你觉得乱我觉得挺好，你没觉得我是完全在玩技术，其实我是精心控制的。王朔也是，没让人一看就认为你彻底的在玩技术。但是也不要让人看到觉得这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一段话录下来，直接写成文字就这样，那也不行。需要的是控制力。我觉得艺术控制力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分寸感，这是天生的，不出来的，有人一生下来没有分寸感，到最后还是.乐是过头了就写着哈喇子就是特别无聊，这个东西你看记者写文章，就这么短的东西就能看出来，有的人就夸人夸得让人特肉麻，特事业心，当然不是得让人觉得这篇文章说什么呢，不知道。但是有人始终就掌握得很好，他夸你的时候让你自己都觉得心里特美夸得特巧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才华。判断跟经历有关，因为你要经过很多事才判断得出来。

　　张英：到现在为止，你对这个小说得到的评价怎么看？

　　高晓松：看内容的这一拨人都是看完了之后都说不知道说什么。但是看技术一类的人(包括出版商、书商)都觉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