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广

　　多年过去，母校对自己的影响渐渐地消逝，或者说这种影响渐渐地变成人生的背景。在学校的时候、刚毕业时还有些心情对母校说长道短，其中多有怨言，我们在这学校里仿佛学无所长，在人力市场上没有什么竞争优势。多年后回想起来，觉得学校并没有欠自己什么，实在因为每个人的禀赋与境遇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的故事。

　　对于母校，我的看法可能是我们班上最正面的，我觉得它具有一所大学的基本素质，只要你有些自我意识，就可以找到发展的方向；在许多基本性格方面，甚至优于北大。作些比较往往更容易讲清楚一件事情。北大在1998年百年校庆时，有许多重量级教授撰文谈“北大精神”，诸如“精神的魅力”，“最后的净土”、“诗意的栖居”等。厉以宁在2000年6月13日《北京晚报》上还说：“兼容并蓄，是北大的传统。‘五四’以来，一直是这样。到了‘文革’时期，尽管思想统治极严，但北大依然是北大，思考的时代从未结束。令北大人引以自豪的是，客观上有两个‘北大’：一个是表面上的‘北大’，一个是深层次的、深藏在每个人心里的‘北大’。兼容并蓄，使北大始终保留本色，使北大精神代代相传。”看来，北大人的幻觉症程度真是不轻呢。厉以宁为什么不提为什么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建的大讲堂两年以后才起用？当年的“梁效”成员今天依然不自省。其实北大MBA学费已达五万元人民币，MBA学生数百人，夜幕降临或周六周日北大的学生就爆满，一定条件下花钱在北大读个研究生的人甚多，博雅塔早就不是象牙塔了。师大不讲什么传统，本来就没有什么传统，几十年的变局，一切跟着政治社会的形势变化而变化，今天喊这个，明天喊哪个，该喊的都喊了，喊过什么却不记得了。这样很好，学生比较自由，不用受莫须有精神之累。

　　人们常说“师范大学”就是“吃饭大学”，话俗理不俗。其一，北师大的考生中许多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我上学时还不收学费，每月还发些助学金，应该说师大学生的报考动机中是有“吃饭”因素的，很少人是为教育事业献身而来的；其二，人们认为师大毕业的学生水平比较“洼”，四年除了吃饭，没学到什么真东西，这话也不全错。在师大希望象在工科医科院那样真正学得一技之长可以在这个社会中成为专业人才的机会也不多，师大是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如果说学教育吧，其实是说玄了，我也学过教育心理学，教育学，甚至讲课的艺术，但未必讲得好课，教育的对象是人，人是最难教育的。据我所知，如果你今天还读北师大的图情系、经济系、哲学系之类的系，你还就是名副其实地吃了四年饭。这是客观条件，主观来说学生也不太努力，像北大清华那样考托考G，有甘作美国大学预备班的豪情壮志者比较少。

　　一些师大学生的不满就好比你总觉得自己的男朋友不够帅、不够有钱，不够幽默，不够潇洒，不够有品味，不懂得满足你的心思，对你不关心，做事毛手毛脚，不会接人待物，事业上没有发展前途，太普通太平常等等。但你要知道另找一个男朋友可是不容易的哟，人家是不是看得上你呀？为什么从女士的视点来打比方呢？因为有许多人认为报考北师大的多为女生，其实我们班男女生比例为2:1。解放前，老辅仁大学有家政系，专门为女士开设的，我想不久，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系诞生了，那时女性可以重新获得过花瓶生活的秘籍：一生的目标就是锁定一个好男人，生了为他，死也为他。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你读过王开岭《激动的舌头》、摩罗《耻辱者手记》而你的大学是在北师大读的，你就会感到庆幸。王开岭、摩罗把他们读书、工作的大学描绘成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一个令人窒息的囚笼，那里连个窗口都没有，就是说连个像样的图书馆都没有，因为图书馆多少可以透进些新鲜的空气和外面的阳光，让孤独的思想者感到一丝温暖。我认为，在中国，图书馆藏书不足50万册的大学应该取消大学资格，那种地方简直就是摧残生命的地方，大学应该孕育生命，不是扼杀生命。北师大是个有生育能力的人。

　　北师大自身最大的缺陷与其他高校一样，学校管理水平低。一方面是学校管理层的官僚化，他们仅为了自己的升迁荣辱奔波劳碌，表面上许多人也是教授专家，其实是些庸才，少数精英是被用来装点门面的，并不是真正的教授治校；另一方面与学生利益有关的职能部门依然是风气不正。这些对普通学生的影响不大，北师大毕竟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是可以获得比较自由宽松的氛围，上课没人点名，早晨下午睡到几点没人管，电影学院倒是浪漫，但是许多课要点名，并且有几次不到就不给pass的非常措施，所以出现了《邓小平理论》课人数最齐的壮观场面。我见到许多非常聪明的大脑在师大荒废不少时光，他们觉得无事可做，十分无聊。北师大学生从来不具备人大学生的商业头脑，后者一进校门不读书就写书、编书、出书。我们班一个最无聊的同学却手不释卷捧着武侠小说看，据说他看过北太平庄租书摊上所有的武侠小说。因此人大学生出校门时与进校门时没多少分别，北师大学生至少可以在校园里找到一种人生的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