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勇

　　“脆弱”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具有某种普泛意义的指涉，犹如一个世纪的时间大厦即将在可以预见的一天轰然倒塌，“世纪末”这一投射在我们的脆弱的精神领地的巨大的阴影，也不再是杞人忧天的神话。《脆弱》因此可视为对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境遇的经验性状写，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难从中看到我们自己活动的身影，以及惶惑不安的表情。

　　《脆弱》当然不仅仅涉及“脆弱”这一命题。事实上，“脆弱”的命名本身，就如同“交叉小径的花园”一样，指向暧昧，而又歧义纷呈，留下多种诠释的可能。小说中李商隐、关汉卿等人物的命名过程，固然可看作新生命的诞生；而毕加索、歌德、卡夫卡等诸多历史人物的频频介入，西川、海子等当代诗人的客串演出，以及多文本的嵌套和拼贴，都颇具某种后现代意味。这些迹象同时表明，这部小说被视为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戏仿是有足够依据的。十几年来一直以诗人形象为圈内人关注和谈论的橡子，甚至在最远离诗意的职业新闻稿中，都保持着那种穿透事物本质的诗歌语言感觉，因此，充盈于《脆弱》中的诗意使我们的阅读变成一种类似飞翔的体验，也就不足奇怪了。其中许多细节和片断的精彩，也大大弥补了整体结构松散的缺陷。

　　或许在橡子看来，混乱比秩序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与生命的本质，所以《脆弱》里的人物几乎穷尽了所谓文化圈内的三教九流。在都市浑浊的背景下，他们不约而同地深陷于迷茫、梦呓、无所事事、灵魂缺席的肉体狂欢。或者扮演披着诗歌外衣的色狼，在滑向人生冗长而平淡的叙事期之前，挥霍着抒情与浪漫的青春时代。美国作家巴塞尔姆在小说《白雪公主》中，以重写这个著名童话的方式，消解了童话意义，把家喻户晓的“白雪公主”的传统形象和意蕴，颠覆、解构得荡然无存。在这个意义上，《脆弱》有相似的叙事策略：与其说它是青春小说，不如说它是反青春小说，骨子里其实一代人青春的悼歌。

　　作为六十年代生人，橡子在世纪末走出了青春幽暗却短暂的隧道，在隧道的尽头，他反身省顾，在重叠的镜像之中，看到青春的诗意、狂热、羞耻、混乱，陡然变得很脆弱，关于“青春之歌”、“青春万岁”的曾经沉醉，也显得荒唐可笑。一个曾经亲历的启蒙时代已经终结；一个有关都市的神话，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悄然陷落。只是在比青春更遥远的地方，乡村与童年的存在，才抚慰着日见麻木的伤口；同时又以相反的功能，撕开业已愈合的伤口，触发一种空洞的疼痛。这或许是作者将温润的诗意只赋予作为小说远景的乡村，而不是占据阅读视野中心的都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