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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何必相识
罗马有个叫做人民广场的地方。
我在罗马的大多数时间就住在这广场附近，是朋友帮助安排的旅馆。
记得第一天到达，安顿下来已近黄昏。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想赶在天黑之前抓紧时间看点儿什么，选定的第一个去处就是人民广场。
没想到如此无意的选择，看到的却是意大利广场的典范之作。在走近它的最初一刻，就被它辉煌的气势、独具匠心的艺术结构，巧夺天公的精美制作所完全折服了。
那时候太阳已经沉落，只剩下最后的一抹阳光涂在广场中央的方尖碑顶端，抬头仰望，这座从埃及附近掠来的巨大艺术品的顶尖，似乎正燃烧在金色的光焰中，昭示着一派天国般的生机。
那种印象，任何人一旦见过都再也不会忘却。
此后，在我游历罗马的日子里，曾经多次进出人民广场，或经过，或流连，每一次都忍不住会抬头去看那方尖碑的顶端几眼，似乎那里隐藏着什么有关生命的秘密。
直到我离开罗马的前一天早晨七点半左右，我最后一次又来到这广场。不过这次并非是来和这片广场告别，而是广场边的一个展馆里正在举行大画家#{1达利1}#的专题画展。我是来看画展的。
离九点开馆的时间还早，我就乘机先在广场上四处溜达以消磨时间。
那一刻，广场内阳光和煦，松涛阵阵，喷泉晶莹闪亮，游人不多，气氛真是不能再好了。于是我打算在方尖碑的基座台阶上小坐一会儿，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和谐宁静气氛。在游人滚滚的夏日罗马城中，这样的时刻可并不多。
就在我走上台阶南侧的同时，我看见了他。
他正倚坐在台阶上看书。
首先自然是由于他的亚洲人肤色和面孔，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在这样的地方出现几个东方面孔，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怎么在意。
然而，当我站在他身边端详石碑上古老文字的时候，偶尔的低头一瞥，发现书页上印着的竟是汉字，而且是一本我也曾经着迷过的古龙武侠小说《陆小凤》，顿时如同他乡遇故知，一种亲切感和好奇心，立刻驱使我不加思索地主动上前招呼：
“你好！是从国内来的吧？”
“你好！对。是从中国来的。你是……”对方抬起头来，神态很从容。平头下面是一张文静的脸，一双比例略大的眼睛，透着那种江浙地区男人的精明和温和；豆汤色的T恤，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浅口旅游鞋，二十出头的样子。
当我回答说自己是从荷兰那边过来旅行的时候，他表现出似乎很少见的新奇样子。
确实，意大利实在是太远了。
眼下国内海外旅游业刚刚起步，大多围着香港和新马泰打转，想起跑到这里来玩的国人相当稀见，更何况我这样的单身游客。大陆的中国人在这里当然也不是没有，然而，不是零星的会议和公差团体，就是打工的合法与非法移民了。于是，出现像我这样的旅游独行客就显得有点不合常理，有些另类的新奇味道。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聊了起来。
他果真就是浙江温州农村地方的人，做过几年小学民办教师，后来就跟着亲戚跑到意大利来了，已经在意国呆了两年半。眼下就在附近一家中餐馆打工。因为离十点开工还早，就先到这里来看看书。
大约是自己也教过几年书的缘故，他在听说我也是教师以后，有一种自然的认同感，而没有我在一篇叫做《国人是贼？》的文章中提到过的，那种在海外视陌生的国人仿佛若贼的防范意识，所以，在此后的时间中，我们都还算聊得比较愉快。
说实话，尽管在西方国家里，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以打工谋生为目标的中国人，但是作为留学人员，你要想和他们接触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二者之间的思想隔阂和意识差别，并不比和洋人的距离更近。
尤其在欧洲，那完全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各自封闭的生活系统。相互之间基本上很少往来，更谈不上深入了解了。这其实也是中国人在海外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是出国在外，却好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走各的道。连官方的大使馆也只是分别打交道，而很少让二者坐到一起来。
正因为如此，我在欧洲学习的时候，一方面满眼都可见这样的同胞，耳朵里也常常听到不少关于他们好的或者不好的议论，甚至还有许多被添油加醋，变得类似电视剧中黑社会的神秘传说。可是却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和他们中的什么人认真聊一聊。
同时我也注意到，多年来西方人心目中关于中国人形象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都和这类人群有关，因为西方人日常的吃穿总是和这些人发生关系。至于那些在院校、公司和科研机构里的中国人，由于出现时间不长，规模不大，又自成一体，各自忙于自己的事务，较少介入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倒反而对当地社会的见解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西方人往往是用这前一类人来作为中国人的形象代表。至少目前的状况是如此。
而此刻，面前的这个温州小伙子却给了我一个机会。
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让我知道了不少有关他们的，听起来很有意思的情况。
欧洲与温州
说起温州人，在欧洲差不多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某种代名词。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自从他们的祖上有些人被迫或主动冒险来欧洲闯天下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温州人就这样前仆后继，义无返顾的来这里谋生求食。
这也反映出中国沿海地区人们一个奇怪的谋生传统。这就是，宁愿漂洋过海走异乡，也不愿沿安全得多的陆路去北方发展。
尤其中国开放以后，出洋的人群更是如潮水般的汹涌而至，十数年内，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网络和遍布欧洲的温州人社会，其规模着实可观。那被政府和传媒宣传的沸沸扬扬的留学潮，其实也就区区几十万人的规模，与这种合法与非法交替运作的移民潮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只不过后者由于种种原因，不怎么被宣传和张扬罢了，要说也是负面的批评。而实际上其在东西方万里海空之间的流动强度和密度，完全可以用惊心动魄四个字来形容，并且早已成为国际移民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西方政府和社会所高度关注。
于是在现今欧洲的主要国家，不管你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巴黎、伦敦的唐人街，还是在遍布各国大街小巷的中国餐馆，无论是在合法的制衣工厂，还是在隐藏于城市街道深处阁楼上的血汗缝纫作坊中，温州人都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庞大群体，其势力决不在客家人之下。我今天碰到的这个年轻人，只不过就是他们当中年轻的一员而已。
当时我们的谈话是从他手中的书开始的。
我称赞他真会挑读书的环境，也挺会享受生活，挺有生活情趣的。
他却说他可没有想到这一层，只是觉得餐馆老板给租的地下室住房又小又闷，一群人挤在一起，天气又热，天亮又早，与其憋在地下室受罪，还不如早点出来透透气，看会儿书，同时还可以避过上班乘车的拥挤高峰，迟到了，老板可是要扣工资的，弄不好就炒鱿鱼了。
至于看书，无所谓的啦！就觉得这里现在没什么打扰，看点闲书混时间。读什么书也无所谓，反正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一个星期忙下来，一般的人周末不是看看录像，就是打打麻将，赌点小钱什么的。而当过教师的他不太喜欢这些，就看看这类小说，尽管不是打打杀杀，就是谈情作爱的，消磨时间而已，但也算自己还是个有点文化的人吧，看看汉字的东西也蛮亲切的。
说到餐馆的工作，我问他累不累。
他的回答是，那得看是什么工作和什么样的老板了。而且和生意的好坏有关。生意好的时候，可能就累个半死，生意不好的时候也比较清闲一点。不过与报酬相比，也并不比国内辛苦多少，工资应该说还过得去，差不多一个月从五百到一千多美元的样子，因人而易，当然是以里拉支付的。出国就是指着这个收入而来的，虽不是想象的那样好，可也不是传媒报道的那样坏。否则，如果都是赔个底朝天，就不可能一波又一波往这些地方涌来了，中国沿海的老百姓也不是傻瓜。
当然，.关键是必须找到这样的工作，一旦失去工作，那就惨了。
至于出来以后是怎么找工作。他说他们这种人的情况和一般的留学生完全不同。基本上没有那种看电视，读报纸，拿着广告满街找工作的情况。他们要么是在亲戚的餐馆或制衣厂工作，要么是由亲戚或同乡会介绍去某个地方，试工合适就留下来干下去。有的甚至在国内准备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因为帮助办出国的人，就是来找干活对象的亲戚或同乡，契约还在国内就签妥了。
很明显，在这个环境中，很少有自己单枪匹马去找活的，一般也很难找到。没有人介绍，谁会信任你？即使因为种种原因，要换工作，也只能通过同乡会性质的系统才会有运作成功的可能。
我接着问他，如何看待这种无形控制下的工作安排。他的回答并没有什么不自由的感觉，反而觉得利大于弊。
他的观点很明确，因为他们这种人与留学生及其家属的情况不同。后者的打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谋生的临时性安排，并且有多种选择。而对于他们而言，在这里工作挣钱就是唯一的目的。在就业机会并不多的今天，为了保证他们这种外语和专业知识均不在现代西方社会规范内的人的饭碗，就需要有这样一个相对排外和封闭的，有约束力的工作安排系统。同时也可以保证行业运作的稳定、安全和管理方便。
不过他也承认，为了能够保住工作，在这圈子内部，再是吃亏倒霉的事也得忍住，得罪了老板或者是同乡中的老大，就差不多等于得罪了这个社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生命的赌注
谈到后来，我试着很小心地问他是怎么过来的，合法移民还是非法偷渡？他只是笑一笑，那笑容多少有些暧昧，片刻才摸棱两可的回答说：
“说合法就合法，说不合法也不合法，猫有猫的路，鼠有鼠的路。反正意大利政府不会赶我们温州人走，因为我们对他的经济是有贡献的，他们需要我们，就像我们需要他们一样。餐馆、衣厂不说，看那些挂着意大利牌子的，中档以下的皮装、皮鞋，皮包什么的，好多也还是我们温州人的手工哩。”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还真有点骄傲的成分。
毕竟是个教师，一个困难的问题，让他换了一种说法就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而我这个提问的人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不过这对我似乎已经无所谓了。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合法与非法只是个名目而已。
我问他本人是亲戚还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之所以把话题引向这种移民依托关系上，主要是想了解在这类人口转移的过程中的人际关系链条。
他对这个倒不怎么忌讳，只是说一般的情况下多数是亲戚相帮。只要一个人在这边立足成功了，就会夫带妻，兄带弟，姐带妹，亲戚帮亲戚，邻居帮邻居，同村帮同村地转移过来。有的通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不仅自己一家全都过来了，而且包括年老的父母也可以来来去去。
其间的巨大运作能量真是超出我的想象。
至于他自己，倒是没有什么亲戚在这边，只不过他原先在村里的小学教书，一些学生的家长就在这边谋事，慢慢认识了，见他有出来发展的念头，人也可靠，就帮了他一把。
我本来想问他和介绍人之间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的契约关系？因为通常传媒的报道，总是只见到做非法移民的“蛇头“的经济欺诈，欲移民者的被欺骗和掠夺。可让人十分怀疑的是，如果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到了对方国家却完全没有任何人际网络的依靠，一句话，如果没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些新的非法淘金者就真的有这么大的胆量，并且愿意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跑将出来？再说，如果都是欺诈，只要一批人或者至多一代人的经验代价，就足以警示后来者了，而为什么这样的非法移民活动却总是一代又一代的，源源不断的在持续进行下去？
然而，我当时真正问他的却是，他们帮了你的忙，你怎么感谢他们呢？
他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很坦白地回答说，这不需要感谢，而是要付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根据双方的契约，付了钱以后，对方就有责任解决你的事情，主要是“旅行“的安排和到达以后最初的工作安顿问题。至于“旅行”的风险和代价，那不在契约之内，得由自己负责，成与不成，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也可以说是这一行的“规矩”吧。
听他的意思，大概除了像夫妻这样的关系外，即使是兄弟姐妹之间，也要受到这样的经济“契约”关系的束缚。所谓亲兄弟，明算帐，一点都不含糊。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一关系链条的正常运作和经济利益。对于先来者，这是他过去曾经支出的一种偿还和报酬，同时也包括必要的操作费用；而对于后来者而言，则是他应付的代价，同时也是一笔风险基金，因为他只有今后成功立足了，并且又提携了新的后来者，他才可能在某一天收回这笔费用及其利息。
这里所包含的经济契约关系，不仅有风险，同时也预设了一个长时间段的支付和回收过程，但它确实是一种被认可了的交易方式和“传统”。他当然不在国家法制的体系范围内，但确实又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民间的跨国经济活动方式。
简单的所谓黑社会欺诈的行为价值判断，很难概括和说清其间所包含的历史纠结、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甚至可以说有很多近于想像的误解和误读。而真正严肃的社会、法律和经济学者，确有义务正视和认真研究这一社会现象，而不是回避和简单化地否定它。
当我在意大利的时候，社会上正传说意大利政府要对非法移民进行一次大赦，使大批多年从事正当生产行业，且对该国经济有所贡献的外来人口获得合法身份。消息刚刚传开，身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地方的非法移民就立刻纷纷向意大利流动。我在威尼斯火车站的时候，就碰到过这样完全“黑”了身份的主，还随意聊了一会儿。
至于传说的结果究竟如何，直到我回国的时候也没见报道，大概又是近于愚人节玩笑的一次折腾吧。不过，由此也可见地下移民的规模和生存强度。
至于在这种不合法移民过程中，后来者付出的经济代价有多大。这位温州小伙子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要说代价，不同时候的行情不一样。不过可以这样来比方，冒点险，如果成功的话，也就是用十年左右的义务劳动，去换取后半生的生活和家里其他人的温饱。算一下帐，也还是值得的。反正我们中国人的命都不太值钱，在哪里都是一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甚至有些轻描淡写，但是在我听来，却深受震动。他自己怎么理解这种付出我并不清楚，但是在我的意识中，那平淡的语气后面，弥漫着的却是一种厚重的悲剧意味，即作为人的基本生命意义的贬值。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想想看吧，在匮乏的危机和发展的欲望面前，这些跨海越洋的中国草根民众所投下去的生命赌注，岂止是短时间的，跨越边界的种种法律内外风险，而更要命的是，在此后异国它乡的岁月中，那一段漫长人生的无偿支付。而在这样投身异乡的极其艰难的路途中，唯一能够支撑他们的，就只是对于未来很多年后，个人和家族的温饱和富裕的期盼了。
至于能不能够走到那一天，却只能被动的托付给命运。而等候在他未来路途前面的，既有像异国移民法律的达摩克斯悬剑，华人社会的环境规矩和关系，异乡文化的排斥等等这类群体的障碍；也有个体的健康状况，心理承受能力，性的欲望折磨等个人的磨难；还有那撕心裂肺的思乡情结……所有这一切，他都必须一股脑的全都坦然接受下来，直到命运能够眷顾他的那一天。
在性与情之间
当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家庭、女人上面来的时候，相互之间竟然有一种出乎意料的随便和自然。
有出国经验的人都知道，那些或求学，或打工在外的人，不管平日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是多么的严肃认真，一旦有机会聚到一起来的时候，几杯酒下去，谈话就很难离开两大主题，一个是与中国相关的政经新闻，一个就是性。前者是国家大事，后者是个人大事，顺序不会颠倒，谈起来都一样的有劲。又由于没有了在国内的精神束缚，谈起来就特别放肆，一个个都口没遮拦，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直到说得天昏地暗，浑身没劲了，就一哄而散。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所谓家国之情的积累和借机发泄而已，几近乎于语言的自慰。
所以，也无怪乎我和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朋友谈起这类事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障碍。
在我知道他出来之前已经结婚两年多，妻子目前还在温州农村的时候，就直言不讳地问他想不想老婆。他说当然想，常常想，特别是有机会休息的时候更想。可是想又有什么用，倒还不如把自己给阉了，索性断了这个念头。
接着他也调侃起我来了，那意思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一样。还开玩笑说，他很熟悉这里的红灯区，要不要晚上领我去看看。
不过真把话讲回来，他还是很认真地解释说，他们的情况和留学人员不一样。因为留学生条件好得多，其在外国居留合法，有老婆的可以办探亲、陪读什么的，没老婆的既可以在外国找，也可以回国找，就算不找老婆也可能有朋友，身份不同嘛，总是好办一些。而他们就不一样了，没有合法身份，有老婆也没法过来，除非到了出得起大笔钱过境的那一天。而呆在这里的餐馆和衣厂里，但凡是个女人，一定是经过多年奋斗才过来，都是有家有老公的，而老公又往往是移民的前辈，在本地关系盘根错节，水深得很，谁敢去碰啊，那无疑是在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最后剩下的就是像他这样大批清一色的单身汉和准单身汉了。国内的那一头盼不上，在国外，像这样的身份和经济处境，根本就不会有人待见，也就只能这样苦熬着，在情感生活上简直就可以说是暗无天日，难见曙光。
那么，熬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呢？这当然是我提的问题。
他说也没有什么熬不住的事。平时累死累活，没时间也没心思去想这些事儿。周末或节假日如果能论到自己休息的话，可以租点黄色录象带来看看，或者去小电影院看三级片，过去了就没事儿了。你看那街上，但凡外国打工汉多的地方，都少不了这样的录象带商店。说起来也是一种需要，不然，你让他们休息的时候干什么呢？来了几年，当地的语言也未必知道一二，一般的电影、书报什么的，也不太看得懂。上街去逛百货商店也没什么好逛的，全都看得起，买不起，还挺累人的。所以，也就只好看这些不用语言也看得懂的东西。他说自己刚来时还不太愿意接触这些玩意儿，现在也无所谓了。
会不会去红灯区呢？这回我是认真地问他。
见我问得认真，他的回答也很干脆，去！有时候会去，为什么不去呢？活的春宫，免费的三级片嘛。不过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只是去看看，走走，开开心。你是读书人，你也知道秀色可餐的说法吧，何况我们这种人，也就算是一种娱乐，在国内反正是不可能见到的。不过，真正去做那种交易的并不多，那得很大的胆量和勇气，何况还有什么艾滋病之类，出了事划不来。赌钱输了可以再挣，这个东西可是一次性的赌命，赌不起。可不敢忘记自己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谈起红灯区，他还给我介绍了他的一种经验，那就是，如果要看看国内新到此地的人，去红灯区准没错。无论是来打工，访问考察，还是开会出差，凡是到这些西方大都市来的中国同胞，没有不去红灯区看看的。尤其是那些打着考察访问出来的国内地方领导干部，什么局长、厅长的，别看他们在国内的时候一个个人模狗样的，还天天作报告扫黄，可到了这里，一准会到这里流连大半个晚上。
他的经验是这样的，晚上只要走在红灯区的街头，你就肯定会看见三五成群的亚洲人面孔，群体大而眼光肆无忌惮的往往是日本的观光客。嘻嘻哈哈的一群就很可能来自台湾或韩国。如果碰到那种西装革履，老中青搭配的团伙，有时候还有翻译模样的人跟着，八成就是中国大陆来的主了。表面上一脸的正经，俨然是正人君子不可侵犯的样子，眼珠子却一个个东张西望，狠不得那双眼睛立马变成录象机，把看见的一切都收了进去。一副伪君子的神态，你说恶心不恶心。看就看呗，还摆什么谱，又不是下基层视察。要身份就别到这里来了，这地方只有一个领导，就是财神爷。
他的话才落音，我们二人就哈哈大笑，没想到却引来身边走过的几个游客诧异的目光。
我不禁想起在荷兰的时候，与一个中国公司办事处司机交谈的经历。作为朋友的朋友，我们几个人当时坐他的车去阿姆斯特丹游玩，可是进了城以后，这位经常在这里进出的司机老兄，却好一阵没法找到去梵高艺术馆的路。吃饭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他还算是常客，为什么本市这样数一数二的地方都不知道？司机抱歉的解释说，领导们来了都不大去这样的地方，如果是去红灯区和性博物馆，他保证一步也不会走错，那地方他太熟悉了，每会有领导来，准去。
最后，我顺便问他给不给家里打电话。
他说，那是当然，不过不常打，打的时候也就是几分钟，和家里人各说几句话。国际电话费实在太贵，有事多数还是写信。家里如果有信来，只要没意外的话，就是很高兴的事情，那一阵做事也有劲得多。昨天就刚收到家里老婆的信。女儿都会到处乱跑了。咳！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温和，有一种沉思的表情，我们一直比较热烈的交谈顿时静默了下来。看看周围，没有再说话。尽管我还想向他问点什么。
升得越来越高的太阳，此刻变得有些热辣辣的了。
广场上的游人也逐渐地多了起来，周围涌起了人的声浪。
看看手表，已近十点，他站起身来向我告别。
没有留地址，也没有留电话，更没有许诺将来的再见面。我们互相都知道，这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只是互相都说今天上午很有意思，聊得很高兴。我希望他工作顺利，他希望我这趟旅行愉快。
说完，他就挥挥手，拣起石阶上的《陆小凤》，径直朝广场的南边出口走过去，没有再回头。
而我也转身往相反的方向，去看我计划中的达利画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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