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最近我时常想起那些俄罗斯文学家，例如托尔斯泰，例如契柯夫，例如索尔仁尼琴。而让我一再想起他们的，是他们所遭遇的苦难，以及他们在苦难中和苦难后的表现。

　　在回忆录《牛犊鼻橡树》里，索尔仁尼琴叙述了他的创作心态。虽然多年的监狱和劳改生活使他明白：“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为代价”，他却仍然“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到了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他也坚定不移地相信：“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看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觉醒。”

　　于是，在劳改营，在流放地，在普通教师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不停地写着，凭记忆背熟，为尽可能缩小作品的体积,忍痛把所有原稿烧掉，只留下定稿。就这样，他先后完成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等数十部长篇文学作品，并于一九六二年获得诺贝尔奖。

　　类似的创作经历在俄国作家中并非仅此一人。除了《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外，还有沙皇时代著名的普希金，和罕为人知的恰达耶夫。也许正是因为俄国总是有着全欧最艰苦的创作环境，其作家的行为才最能揭示出欧洲文学家们强烈的创作欲望。这种欲望，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近乎本能地要描述周围的一切，要为身边的历史留下些记忆的材料，他们也进行哲学思考，但他们似乎总会不由自主地相信：别人和后来者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历史中的教训和真理。

　　然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即使是在苦难中和苦难后，也常常是一派敦厚，看不到什么火气。半个多世纪的天灾人祸，虽然也产生了《阿Q正传》《骆驼祥子》《围城》等传世佳作，却大多都是含蓄优美的城乡故事，是轻颦浅笑的调侃嘲弄，很少直接反映战争和饥荒的残酷现实，也几乎没有激昂与奋争的宏大悲剧。十年浩劫之后，大难不死的老一代知名作家，也只写些痛悔与笑骂的随感杂谈，而罕见振聋发聩的嚎啕和怒吼。年轻一代呢，则在喧嚣一时的伤痕文学中抽泣抱怨了一阵，又迅速作鸟兽散，散入言情，怀古、趣雅，虚幻，和现代的朦胧里去。

　　他们不能写么？不是，一本《顾准日记》便足以证明压迫者的力量并不如何强大，只要真的想写，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他们写不好么？也不是，中国文学的水准素来极高，很多作品与作家不是都有夺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吗？

　　然而他们不写。所以中国的“历史”常常莫名其妙地湮没，甚至消失。虽然中国素以历史学家众多，历史研究发达而著称，但大多数历史学者，总喜欢“借古喻今”而不肯直面当今，总要把目光放得十分久远，放在一百年以前的秦汉唐宋元明清，而不肯象法国的雷蒙·阿隆那样，做一个“介入的旁观者”。

　　对外人和后人，尤其是那些想从湮没与消失的“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的外人和后人而言，当事人的“作而不述”，甚至连“作”也不作，无疑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背叛。他们没有说谎，但他们的无言，却正装饰了谎言。于是，历史，成了他们温良恭谦让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