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穰侯列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孩子，他“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自幼足智多谋，十二岁时即挂相印出使诸侯各国，游说于列国之间的政治旋涡之中，游刃有余，以三寸不烂之舌使秦国坐收渔人之利，小小年纪已被封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名字叫甘罗。

　　读过甘罗的事迹之后，我感到自己的脊梁骨阵阵发冷，要知道，十二岁正是一个天真烂漫，混沌未开的年龄，那个时期的天空是蔚蓝的，空气里处处充满了芬芳，生命正象一个多彩的童话才刚刚拉开帷幕的一角。而正是在这样一个花样年华，十二岁的甘罗已经象是一个充满了个人野心的小政客，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官僚名利的长路上了。谁敢相信在他清澈明净的眸子里闪动着的，竟然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诡计呢？谁敢相信在这张童声未凿的爱嘴里隐藏着的，竟然是一个个落井下石的陷阱呢？

　　在我们千百年来的家庭教育中，甘罗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典范为后世的父母们所津津乐道的，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步甘罗的后尘，希望他们少年老成，春风得意，做官发财，光宗耀祖，所谓“望子成龙”的真实含义，说穿了不过如此。所以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已经陷身在一个实用主义的环境熏陶之中，如果说成人的世界里充满了阳奉阴违，明争暗斗，趋炎附势，见利忘义，那么我们的孩子则在很小的年纪就已经学会了左右逢源，上下圆通，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处世哲学。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童心，缺少童趣的社会，这里是成人勾心斗角的竞技场，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缺少晶莹剔透的童话故事，却不乏庸俗，投机的处世哲学；这里没有浪漫与唯美，没有诗意和趣味，对于生活的真正的智慧，这里显然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我们这个社会最显明的特征，就是将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了极致，此中艺术可谓蔚为大观，而且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没有人能够曲尽其妙。“三十六计是我们从童孩时代起就潜移默化的功夫，无师自通了。今人对‘瞒天过海’‘笑里藏刀’‘李代桃僵’‘趁火打劫’‘无中生有’‘欲擒故纵’的活学活用，古人实不可望其项背。……

　　经过千多年的积累，三十六计至今已发展为七十二计：‘同舟共济’‘内外有别’‘烟酒烟酒’……”，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中，还谈得上真正的生活吗？若把这样的民族比作一个智慧的民族，我们难道不想变得更傻一些吗？“德国哲学家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刘小枫《空山有人迹》)长期的专制社会所培养出的正的这样一种生活形态，为利欲熏心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为相互掣肘，明争暗斗所代替，甚至连政治也会沦为个人之间微妙的角力运动，当我们无法以审美作为自己的生活目的时，我们最终将生活的手段当作了目的，而曲解了生命的意义。

　　对于人类来说，爱情应当是超越现实的，心灵最大的自由，即使一个最淳朴的人也会在恋爱的季节浪漫一回，只有我们这个社会，浪漫的爱情是最为难得的，在门当户对的观念之下，我们的恋爱就象是两个老于世故的男女在一起谈交易，而并不是在谈爱情。“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的痛苦的皱纹。”对于我们，叶芝深情的绝唱只是一个古老而幼稚的传说，根本无法打动我们麻木的心灵！

　　英人克莱夫贝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为谋生而受教育的人就不可能很好地接受如何享受生活的教育。”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所接受只有为谋生而谋生的教育，而不是来自生活的美育；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关注的不是美，而是庸俗，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自然的美好，生命的烂漫，而是人生的冷漠与伪善。所谓“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不过是为了决定将来的人生是“穿皮鞋”，还是“穿布鞋”。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的世故，如此的急功近利。《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一声童言无忌，相信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没有哪个孩子能够说出口的，我们的孩子决不会那么天真，他们聪明，有人生智慧，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们会和自己的父母一样，瞪起一双狡猾世故的小眼睛，用未脱童稚的声音，说出和自己父母一样肉麻的恭维话。我们的人生的确功德圆满，唯独缺少人生的乐趣，我们似乎很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的人生价值只是为了现实的明耀，而全然丧失了心灵的感受，当我们的人生只剩下了对于物质毫无止境的贪欲，而丧失了所有艺术人生的追求时，这样的生命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每个人的童年未必都象童话，但是至少该象童年”，很遗憾，我们的童年既不象童话，也不象童年。

　　我们是一群没有童年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