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首先是一种消遣方式。一个中学生整天抱着无论使王朔还是金庸的小说不错眼地看,老师和家长也很难夸他是个爱学习的好学生,为了他的不务正业还得操碎了心。但在人类社会的萌芽时期,口头叙事作品却是规定生存方式、延续生存技巧的唯一媒介。小说的起源如此辉煌,使我们至今仍对其有所期许。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从小到大没有看过一本小说。面对这样一种既有悠久历史又有普及现实的文学体裁,我们怎么就忽然一下分不清好歹了呢?
最近王朔对于金庸的抨击,正好可以作分不清小说好歹的鲜活注脚。两人都是拥有大量读者并且被相同或不同的文学批评大家给予过高度评价的小说家。王朔和他的拥趸对金庸小说评价很低,金庸迷对王朔小说评价也很低,而金庸对王朔小说评价不低。双方在网上打作一团,带得文化界人物们纷纷表态,可见什么是好小说这个问题的确很成问题。
我们似乎可以从这种巨大的分歧中看到一种普遍适用的公约数的丧失,好像好小说的标准只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标准而不必顾及别人的感受。对于汉语言文学来讲,这种对抽象标准的颠覆本身在证明着相关学科研究的进步与薄弱。我们知道好小说的判断是与一个人在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文学训练水平相关的,丧失好坏小说的公判能力,说明以往文学史对经典作品的指认并未能真的通过教育的训练完成对公众阅读经验的培养,并不能使公众在面对新作品阅读时拥有可靠的用于比较的经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能来自两个方面:要么是我们的范本出了问题,通过文学史范本所指认的阅读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属性;要么就是公众的脑子出了问题,抱着文学史怎么也学不会。
这后一点显然不对。毛主席说过,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如果我们设想连历史都能创造的人却掌握不了文学史,那无疑是荒唐的。所以问题应该是出在以往文学史自身提供的经典范本的体系上。这个庞大的从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体系曾经因为特定时代的需求而在原本就简陋的基础上被重塑,经典的确立以及对经典的诠释,所关注的重心是对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以往统治者的态度。凡是诉说民间疾苦,不满前朝压迫的作家作品,都因政治正确而在文学史上得到凸显并加以重笔彩绘。
汉语言文学道统在近50年间的这种刷新与确立,直接影响到了汉语小说社会功能的形成及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价值标准的确立。即使是拥有坚固学术传统的西方文学史,其在中国文学教育体制内的传播,也因受到前苏联对欧洲古典文学经典重述的影响而被重新构架。在肯定了文艺复兴对封建制度的反抗以及巴尔扎克对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之后,我们的外国文学史便仅剩下了俄式大餐。这种文学史教育的一大成果,就是让几代人相信了一个虚拟的伟大幻觉,那就是以为文学曾经对以往社会体制的颠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作家并不是因为所占据人类精神的高度获得仰慕,而是因使用匕首和投枪的勇气赢得了战士的荣誉。曹雪芹和鲁迅的最大价值都被表述为揭露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最大的局限都是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小说可不是这么个评法。
对经典小说的这样一种确立和诠释的方法,很难在公众中培育出一支文学化的读者队伍,倒是在作家中培育出了几位政治家。政治的写作和政治的阅读在当代小说中从对立的另一端踏上了被重塑的经典所规定的老路。小说在摧毁了旧制度之后,又在新制度防范的目光中肩负起了建设新制度的责任。这同样是虚幻的。合作化时期那些兴高采烈的经典小说片段今天仍在我们的课堂上被尴尬地宣读,而窗外五十年不变的土地承包现实提示着新文学经典对当初社员们心态描绘的可疑。九十年代的老师和学生心照不宣地走完了过场谁也不会把这种厚颜无耻的经典当真,但小说建设新制度的使命并不因以往的作伪而终结,我们的评论家对创作小说采取的普遍颂扬的批评策略也使得对新经典的阐释显得有点狼狈为奸。直到今天,虚拟现实的叙事仍在不断轻易地加入现实主义的狂欢,时代精神在层出不穷的代表作品中被反复宣称得到了体现。所不同的是,如今写的和评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有奖游戏,与文学无关。
当从传统到当下的经典教育向大众所提供的文学训练与文学无关的时候,公众的阅读需求仍然会指向文学本身。八十年代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以独立思考的怀疑精神和大量西方美学观念、当代西方文学作品的引入,撼动了以往的文学经典范本及其阐释体系。但文化并未因此再次革命,新的学者所占有的学术资源尚未被用来重新书写文学史,对以往体系的消解表现为与传统文学史保持一定距离的零星而快速的搭建。这是我们现在审美体系的现实:传统的文学史仍在宣讲,而积少成多的许多增补经典的确立和新的阐释方法的形成,正被混杂而夹生地用于对公众阅读的指导。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20年,在思想解放初期它有进步意义,但是延续的时间长了就有问题。我们没有谁去理清纵向比较的坐标,新的小说作品就难以建立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的关系,没有横向的坐标我们也就说不清楚新作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由于没有公认的新经典作品群为写作和阅读提供综合评价的经验训练,个人化的写作和个人化的阅读被夸大和曲解为没有公约数、没有规律的审美常态——这更像是在掩饰我们对文学规律认识的不足并在面对祖先时进行着避重就轻的逃逸。
我们不会再回到大脑被统一格式化的时代,但我们仍旧需要借助于古今中外的经典范本建立起汉语小说的公约数。对于什么是好小说,你不用足够的经典范本堆积出薪火相传的多种要素,那是别想说明白的。要立言,看来得先修史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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