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死的时候只有56岁，体重38公斤。他逝世前4个多月，史沫特莱曾经请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给他作诊断，诊断结果认为鲁迅已病入膏肓，“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不光躯体，鲁迅的精神也业已衰败。鲁迅逝世前一个半月，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在此文的原稿上，心如死灰的鲁迅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死》)

　　这七条遗嘱，无一不浸透着深深的绝望和幻灭。这是鲁迅对尘世、对自己经历的命运的全盘否定。

　　可以这么说，鲁迅的命运是本世纪初最凄凉的悲剧之一，从鲁迅身上，我们要吸取他人生失败的教训。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鲁迅的天才是他同时代的人所无与伦比的。但他与同时代的激进知识分子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对自己的命运缺乏自觉的认识。

　　1927年以前，鲁迅创作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彷徨》、《呐喊》，在这些小说中，鲁迅一方面揭露了一个阴暗的、急需救治的病态社会，另一方面他还精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精神苦闷。他内心郁结的矛盾从来都没有得到正面的解决。

　　鲁迅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出路，便开始转向自身的外部寻找存在的价值。1927年以后，鲁迅基本上完全终止了精神探索的历程。他暂时结束了自己的内心苦闷，决定面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他不再从事小说创作，而是投身中国的社会解放事业，并把笔当作了攻击的武器：“匕首与投枪”。这一明显的转向意味着鲁迅作为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事业的终结。问题是，鲁迅转向以后是否找到了自身的出路呢？根本没有。他愁容满面，患有严重的神经质；他与所有的人生气，别人骂他一句，他要回骂十句才罢休；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他都显得非常愤激、偏狭……这都是他内心世界的反映，他依然是那样的痛苦，以至逝世前几个月，他在肉体寂灭之前，灵魂已开始崩溃。从他临终前的许多迹象都可以看出，他已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他对社会和人群的不信任，他的深刻的孤独感，他的唯恐自己死后被人利用的警觉，他的强烈的憎恨，他的极端的激愤与决绝……这一切都表明，鲁迅已被人生的挫败感严重困挠，而且已无法终止自己的人生悲剧。

　　我们不能把鲁迅的凄凉的死简单地归因于社会的黑暗。鲁迅自身性格的严重缺陷把他推向了内心黑暗的深渊。他不是一个坚定的人，也不是一个人格高度独立的人，面对人生的重压，他首先想到的是逃避，而不是自觉地把它当作一种命运来承受。在中国这样一个压抑的社会里，逃避是没有出路的，要紧的是接受命运的启示，给自己、也给世人寻找到一条精神的出路。但是鲁迅找不到，他无法从自我的存在中发现人生的价值，由于他的人格的不完善，他的精神的不圆满，结果直接导致了他的这样的行为：一方面，他非常厌恶这个病态的社会，另一方面，他又幻想能从这个社会找到他的精神支柱。这是一个两难的处境，鲁迅注定要遭受人生失败的苦果。鲁迅的这种向外的趋势，也是他的自我逐渐被异化的过程，他也因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至死都经受着深刻的精神折磨。

　　钱玄同要求鲁迅给《新青年》投稿的时候，鲁迅曾经用一个深刻的比喻来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不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

　　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可以透进一点光亮，这确实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恰当的象征。鲁迅认为，那些“较为清醒的人”被惊起以后，也会和那些“熟睡的人”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阴暗的心情。他甚至都不指出捣毁这“铁屋子”的任何途径。中国黑暗的社会和文化并不是一件完全孤立的东西，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个人也并不完全是它的对立面，我们说，环境与人是互相包容的，对这些个人进行思想启蒙势必影响整个环境的进步，但是鲁迅认识不到这一点。彻底的悲观主义笼罩着他，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灵魂的探索者，也不是一个称职的人性的疗救者。他想成为一个社会的解放者，但是失败了。他连自己都拯救不了。

　　鲁迅是一位有卓越成就的文学家，但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浸透着传统文人意识的人，他有他的致命的精神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