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每人二十大洋哪！上尉中队长无比兴奋地给我们鼓劲说。满把铜的银的。我想这句话跟几个月后他由一毛三变成二毛一有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类似的话也使我开始学逻辑学的时间比正常状态推迟了整整一年。于是我看见我的汗水大颗大颗地流下来，先是顺着左额，接着从戴着钢盔的整个头部。他感到他像个痛经的女人。那时她经常把头伏在课桌上，用手捂住腹部。有的女生问她可还疼，她点点头说：嗯。他真想告诉她去弄点桂圆一类的东西吧，桂圆罐头也行。可他说不出口，他永远也说不出口。她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曾经有过那么一种想法，除非当她有一天忽然捧起他的作品。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谎言。此刻她大概正在海滨游泳。我只好信口开河人云亦云地说海水温度在摄氏十七度和摄氏十九度之间。当她静止仰躺在温水游泳池水面上的时候，我把她看作一朵睡莲，我看见她的泳衣是绛紫色的。睡莲的比喻其实很糟糕。河上没有一朵睡莲。不如说是一滩血。那些结实的女人从河上独木桥走过，一个接一个。我们看见了，惊叫起来提醒她或她们。我们捧着红宝书扎着羊角辫。那时我们正准备越过边境到邻国去输出革命。可她们毫不在乎，顺手在筒裙或宽脚裤上随便抹一把，甩甩手，继续有说有笑地赶路。我们看见那种赤色的液体一点点一滴滴洒向河里。那些女人是不穿鞋的，赤着脚，挑着竹箩行走如风。那些女人早过了被称作小卜少的年龄，就如同现在我们过了做梦的年龄一样。像小卜少的她脱了鞋，赤足走下沙滩，她要下海。我帮她提着鞋，我另一只手提着我自己的鞋，因为我也要下海。这时候我总算说到了鞋子上面。踢正步皮鞋磨损得太厉害，况且又是自己掏钱买的，军训大队部决定给参加正规化训练的每个人补助二十元。我想想我前胸稍靠左的地方，跳跳的还在，由于挂在胸前的冲锋枪的压迫它跳得更剧烈了。后来那二十元变成了发给每人一件白衬衫和其它实物。一年后我在二十八楼男生寝室里对着镜子穿上那白衬衫准备发动春季攻势的时候，那个周末夜晚，我忽然发现我还少点什么。我发现我缺少的是一双像样的皮鞋。

　　有人要说我流氓了。我流氓你破鞋。那时我低下头去看我的鞋子，鞋面没一丝皱纹裂痕。而你的脸上迟早会出现皱纹。我说：我不是破鞋，明天给你看医院证明。第二天我看见他的脸比那张纸还要苍白，那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脱下鞋来朝他脸上掴去。我之所以想这么干是因为我想当一回父亲。那一回父亲打我打得真狠，脱下来的布鞋一下子猛扇在我脸上，刻骨铭心地疼痛。父亲厉声问你到哪里去了那么晚才回家。我说我跟阿原睡觉去了，说完这话我扭头便走。我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一段时间父亲他总是穿一双布鞋，我记得从前和以后他脚上老是那双穿了十几年的美式皮鞋。那双皮鞋是父亲抗美援朝或抗美援越的战利品，那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人可以说最先是被他脚上的皮鞋吸引然后才看上父亲的。在那段历史中他们一起跳过忠字舞，在那段历史中母亲和穿皮鞋的父亲大吵过一架，母亲的推搡使父亲中山装大半个兜里的镍币纷纷掉出来，撒满走廊和山坡。谁的鞋谁的鞋撒得遍地都是。我的，我战战兢兢地回答。跳，跳？我区队长还没死不？我蹲在下铺旁埋下头去整理鞋架，一边想着顺序到底是皮棉胶布还是皮棉布胶。

　　我不要的那些胶鞋实际上给我在农村的舅舅带来了一些好处，他穿着它们几乎走遍了少数民族地区，并且一口咬定要给我介绍个小卜少即傣女做媳妇。我说她们不穿鞋，她们是赤足的。我递给她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请不要在教室里脱鞋。那是在小学五年级，我怀疑那张字条是我生命中所写的第一封情书。后来我再也没写过那种叫做情书的玩意儿。她们赤脚可不是医生，医不了我的病。我心里的病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宁愿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其实穿鞋不穿鞋又怎么了，你穿着鞋不照样把它甩脱出去吗？然后你红着脸停下来俯身拾鞋，你影响了整个班集体的荣誉，使我相信了参加接力跑这一类集体活动的确不宜穿布鞋。即使他们因此不让你入团，我也还是想冲上前去一把搂住你。在你停下来之前我看见你单脚点地蹦蹦跳跳一如受伤的鸟儿。那个时候我就想当赤脚医生。赤脚有什么不好的，把自由还给鞋子。夏天的时候我甚至脱得一丝不挂躺在上铺的床上，任风吹到躯体深处。你不来与我同居你不来与我同居。我下定决心去找你即使被你用鞋底掴一耳光也心甘情愿时，我蓦地发现我唯一的一双旅游鞋刚在昨天坏掉。很明显这只是我的一个借口，我根本没有任何勇气。

　　我还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女人面前总是低三下四的。我居然还帮她提着鞋，像个勤务兵。弟弟说：今天下午我去游泳在游泳馆里看见她了。我问谁。弟弟说她呀，又高又白，穿双白高跟鞋。我知道弟弟的最大愿望就是能考取那充满红肩章绿军装的地方，干三年五载他都乐意。回过头来说男人的低三下四，甚至上了年纪的也逃不脱这条法则，因为那个老头很轻易地就把我录取了。我接受了他的面试：我从阿原的同学的同学那里借来一双白色高跟皮鞋，这样它把我的身高衬高了五、六公分；还有裙子，那条白得要命的连衣裙。我的身高跟我的考试分数一样都未能达到录取要求的标准。我知道至关重要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将是那双鞋。要补充说的是阿原的同学即指我。那个老头拍着我结实的胸脯说小伙子穿上军装更好看。我看着他。他的话叫我恶心了一年多。最恶心的还包括他口臭而我偏偏又站在他的下风处。他一只脚的大拇趾在丝袜的破洞口处露着蠢蠢欲动，那是因为他穿凉鞋的缘故。后来我再也没穿过凉鞋。我在脚底鞋里塞藏了一张五毛的纸币，因为我得防备年龄比我大的高年级学生对我进行抢劫。一九七六年以前的事情很难说清。不过我的那顶军帽还是被那帮人抢去了，在我放学的路上，前后左右共有四个人围住了我。我记得还有一顶发黄的军帽是被风吹走的，掉落在那片山谷中。我想说的是我的记忆已经如同发黄的相片发黄的军帽。不再戴大沿帽的时候我渐渐留起了一头长发，我想着每个星期去一次理发店，每次只剪一点儿头发这样我就能经常光顾那家小理发店了。给我剪头发的女子是那么的年轻漂亮。你听着听着便笑说故事早已不新鲜了我在的那里有一个修鞋的女的人称当地一枝花驻地那些当兵的有事没事拎着鞋往她那里跑那里垃圾桶旁总有当兵的俯身探头东翻西找他们是在捡旧鞋破鞋。又是鞋子。我说你有完没完。但我还是要说，想说的愿望这般强烈不可遏制就跟情欲冲动一模一样。

　　我说我脚上早就伤痕累累了，早就。在小时候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戴着红领巾去上学我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被一个摩登女郎又长又细的高跟鞋鞋跟跺在脚面上。我哇哇大哭，哭声撼动整条街道。那情景就正如在缝纫组的母亲在某年春节前在赶制大批量的黑臂章时被缝纫机针扎进指甲里去一样。由于脚伤母亲带着我去看医生。女军医一点不给我面子地说我是扁平足，她说不你不能去拉练。我说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参加我是个男人。女军医让我赤脚空足在她的一个搪瓷脸盆里蘸了蘸水然后在细腻的水泥地板上走，看我究竟是不是扁平足。这使我想起了我和她留在沙滩上的足印。哦两双鞋子也留在了沙滩上。女军医美丽地看我在房间里走着。我和她下了海愈走离海岸愈远。我的脚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水印子，女军医静静地看着。我和她伫立在海水中，静静的，一句话也不说。女军医一句话也不说，直到窗外响起大唱革命歌曲的声音。

　　九月的高跟鞋你听过没有是的九月的高跟鞋我第一次听是在初中三年级我一直听着那歌声的缥缈一直到我自己踏着九月的高跟鞋袅进九月的校园。你就从背后一把抱住了她。我说我真不幸第一次跳舞就踩了你的脚第一次郊游就崴了自己的脚。谁叫你不穿旅游鞋而偏偏要穿皮鞋还不是平底的而是高跟的并且白得要命。他问我疼不疼，我咬着牙痛苦地摇摇头。你不知道我的旅游鞋昨天刚坏了。她说马上就会黑的，尽管它们先前白得耀眼白得要命。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一杠二星或二杠一星带着学者的口吻向我们说道。给我穿小鞋给我小鞋穿。奶奶或外婆的绣花小鞋真好看，犹如精致的纸折船。真呀真呀真好看。不唱一个真不行。东方红太阳升大队长唱歌最好听。众和：最呀最呀最好听。不唱一个真不行。众和：真呀真呀真不行。你没发现拉练路上上校的胶鞋崭新而又样式别致么？大队卫生所女军医穿的是一双红色高筒皮靴，但我退出去时看见了她停在楼道里的自行车上的婴儿椅。我走出去我使劲地把积雪踩得吱吱作响，用我黑色的悲哀的棉鞋。奶奶的绣花小鞋在公共汽车大货车小客车自行车婴儿车之间一闪一闪的。撞倒老奶奶就等于撞倒一台冰箱或一台彩电。他漫不经心地说着，仔细擦拭他那双橙黄色的皮鞋。他把我整个儿地抱起来，我的一只手拼命勾住他的脖颈。我感到我被他抱着旋转起来，玩链球一样。脚上另一只鞋也被甩掉了或者说是索性被我蹬掉了。我知道我最终也将蹬掉他。我担心甩脱出去的鞋子会发出一种和金属撞击的声音。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的，漫山遍野看不到一枚金属镍币，一枚也没有。而当时我只是夸张地大叫起来：我的鞋我的鞋。

　　不仅仅是那只鞋，那只没有绊带的黑色布鞋飞旋了出去，连她本人的形象也一如飞鸟在我的脑际飞旋起来。我怀疑我记忆的某个环节出了差错。开饭的时间无可避免地来临。一只鞋怎么走一只鞋怎么走一只鞋怎么走。说的是船，或许与鞋子无关。我的鞋我的鞋。在去食堂的路上我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地崴了脚。我变得像个女人，婆婆妈妈。妈妈拿滚烫的萝卜片给我敷脚上的冻疮而她自己却忍受着被萝卜烫手的疼痛，妈妈真好。于是我的泪水大颗大颗流出来。我说我已经收到了她寄来的新鞋子。我说身体上离嘴巴最远的部分最不会说谎。我说我终于说完了。我说我或许一辈子也说不完。

　　　　　　　　　　　　　　　　　　　 1992.4.22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