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立于人生的界点，会或早或迟地让我们看到它、触到它。它如空气般环绕着每一个躯体，并终会把这躯体消融，消融在这环绕众生的混沌而又单纯的气流里。

　　这里，死亡正向一个老人围拢。

　　老人原有的肺病因为一次煤气中毒而恶化成了肺糜烂，烂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这是医生的诊断。而病人对于自己疾病的情形则自有自己的把握。他只觉得少有的气闷和胸疼，似乎吸进的煤气还潜藏在胸腔里边。他一面在花叶旁大口大口地吸进新鲜的空气，一面寄希望于药的神奇--他点数着不同颜色的药粒，仔细地把它们吞服到胃腔里去，然后默想着溶化了的药的分子正分头清洗他那难受、憋闷的地方。

　　但他的胸腔仍一如既往地难受着，血液在平躺着的躯体里漂浮，肢体间使唤不出应有的力气。

　　他开始迟疑地、怯懦地求助于他人了：去大医院看看吧，都说大医院看得好呢。

　　他属于人群中最胆小怕事、卑微、谦恭、有气恨只敢对更卑下的虫鼠鸡犬表露的那一类。他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声调会忽然变得越来越小：人家张老拐原说是不行不行了，去郑州看一次就看好了。现在药也太贵。人老了有什么用啊。

　　他在难受一阵之后就这么嘟哝几句。不过那种窝在嘴里的声调让人听了不舒服，像是听了老鼠咬磨牙齿的声响。时日久了，嘟哝多了，家人中自然有不能忍受者，拿几句明白话把他的嘟哝堵回去：你的病已不只是肺结核了，还有肺气肿、肺空洞，你的一叶肺都烂完了，用药也不起作用，去郑州不也是白折腾吗？

　　很多天之后，他还是嘟哝了一句：张老拐还能骑车上街给鸡买饲料哩。

　　躺在床上，他有点希望病情会迅速地恶化下去，这么躺下去不再醒过来更好。可病情却恰恰是不见好也不见坏，他必须仍然费劲地残喘着。流转着的时间、空间打磨着人的耐性，让人由敏感而麻木。日子一长，忙乱的家人会记不起他的药瓶空了，记不起那叶残肺是缓和些了还是烂得更狠了。老人吝惜开来的中药，每一副他都反复煎熬，甚至把煎过的药渣放在嘴里咀嚼一番，才肯将其倒掉。

　　残弱的肺叶活泼不起来，老人不免烦燥。他在门口的过道间坐着，伸出拐杖去捣那只探头探脑的公鸡的脚趾，听到公鸡喔喔叫时，他的胸部似乎还好受些。但他不喜欢小孩子的哇哇乱叫。院子里天天都有来打麻将的婆姨和她们带来的孩子。孩子们在院子中肆无忌惮地吵叫，吵得他心里烦乱不安。他瞧见两个脏兮兮的小小孩用喂鸡的烂瓷碗玩沙土，就走过去瞪眼从小孩手中把烂瓷碗夺过来，等两个孩子呆呆地发傻时，他又把烂瓷碗递过去。而两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却跑到麻将桌旁，紧紧地偎在自己的娘或奶奶的背后。那些正打得热火的婆娘谁也不会留心到孤老头和毛孩子身上。

　　更多的时候，老头儿在门口过道间呆坐着，看着眼前的院子。他在这院子里住了几十年，院子在他的手中成形又几经改变。院里的房屋已经翻盖，新的砖墙内盛着新的家具和新的人。这曾经是他一手造就的家，家里应该有人能记起往日的家的样子，记起往日穷而整洁的空间。

　　老人是个聪明、勤快而又喜欢整洁的人，因着他的精心，他可以把贫穷过得饶有趣味。他用用过了的包装木箱、纸箱侧垒成组合着许多空间的壁柜，在房间中横隔成一道卧室与厅堂间的夹墙；他可以用简单的砖和粘土砌成功能丰富的煤炉；他可以把家里的粪坑收拾成远近闻名的厕所，他还可以把乱七八糟的家什整理得井然有序。即使现在，他看着院里的杂物，也在想应该怎样收拾摆放。但是他不能动手，不是他没有体力，而是他手上或嘴里有病菌，不能去动那些家什。即使他稍有忘记，也会有人在戒备着，用言语或眼神来提醒他。所以他只能天天在门道里呆坐着，或者捣一捣鸡脚，或者看看这院子由着他人的意志散乱着。

　　这个天天在门道里呆坐而后天天在床头呆坐的老人是我的伯父。伯父是我父亲唯一的兄弟，长我父亲十七岁，膝下无儿无女。我哥哥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他。伯父、伯母还希望我的父母能过继给他们一个女儿，而我的父母只生了我一个丫头，我便被协定是两家伙着的女儿，所以我和哥一样，也称伯母做“娘”，称伯父做“大爷”。在我的记忆中，大爷总是怯懦卑微的样子。他怕我娘，怕几乎所有的人，他做什么事都像是偷偷的。我娘厉害，有时她对我父母说冲了话，大爷便会偷偷地来赔不是。我小的时候，大爷常从他干活的作坊里偷偷地拿回一小瓶糖稀或是几个糖果子给我。我娘去逝后，娘生前用的老花镜、剪刀等家什被人拿出去用了，大爷会偷偷地把它们收起来，藏到他的桌斗里去。那年我生孩子后，大爷托人带来八十元钱，也是偷偷的，言说别声张。大爷一辈子都在怕人，总是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目光闪烁得像只老鼠。我常疑惑他怎么会生就这样一种猥琐的性情。有些长辈说起大爷的往日时总是笑含隐讳或是含糊其辞。但我想那性情之后隐藏着他很多的苦衷，而这苦衷该和他小时候总是无缘无故挨后奶的打骂有关系；和他一辈子都异常干瘦有关系；和他早年总在夜里挨我娘的打有关系；和他终身没生养自己的儿女有关系；和他几十年前就染上肺病一直没有好断根有关系。

　　在他这两年多的病程中的中间一段，我去看望过他几次。他总在说死：人家某某得的病好，好好的一躺下就翻眼死了，那多好啊！给我想一个办法，让我死了吧，受罪啊！--每当此时，我父亲就会训斥他，他便不再做声。我父亲伺候着大爷时，要么戴着口罩，要么尽量闭嘴少说话，因为大爷的肺病有可能传染。大爷便也常常同催促外人一样对父亲说：去吧，我这里没什么事了。

　　那段时间，大爷不住地提到死，他和逗留在他床边的各样人谈论死。死亡的念想给他的生活带来震颤，给他难受的胸部洒上想像中的芳香。他寄望着死亡和他寄望着药的神奇一样是怯懦的、被动的。说得多了，人都不再把他的“死”当成一回事了。有一次，我父亲很难过时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一天我想死了我就去死！不会像你大爷一样天天把死挂在嘴边上。”好像人人都觉得怯懦的大爷如何也做不出绝断的事。

　　今年春上，大爷有惊人的变化。他的目光呆滞，表情僵硬，很少说话，也很少说到死。我回到老家看他，父亲叮嘱我在大爷的屋里少呆一会儿。我走进屋去，看见大爷又黑又脏的手时，忍不住想去握住它。父亲却在我的后面攥住了我的衣襟，还狠声说：“你离那么近干啥？！”我远远地坐下，看着大爷、看着他又脏又潮湿的被子、看着他的蒙着尘土的桌上、墙上的杂物，说不出什么话来。大爷也没什么话，呆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吧，妮，跟你爸到堂屋里说话去吧，这屋空气不好。”

　　我再次进去时，大爷让我给他倒点水吃药。我洗了洗又粘又脏的水碗，倒了一碗水凉着。过了一会儿，大爷问：“水还烫吗？”我摸摸碗底，正迟疑着是否该用嘴尝一尝，大爷的手伸了过来，食指在碗里一蘸，说：“不烫了。”那根戳进水里的又黑又脏，瘦得骨节分明的指头像是直接戳进了我的心里，令我难受。

　　今年五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哥哥把长途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他说：“大爷不行了，你回来吧。”

　　我赶着想见大爷最后一面，想说一直想说但总也没能说出的动情的话。可当我第二天赶到时大爷已去了。在我哥给我打电话前，大爷就已去了。他服下了他积攒已久的安眠药。

　　我走进那间老屋时，大爷的尸体已被抬走放在堂屋正厅，空屋里只剩下五月里不应有的寒冷。敞着的又脏又旧的被褥失去了往日的体温，变得冰凉，连桌上的药瓶、水碗、点心袋子和桌上墙上的杂物也似乎已起了化学的变化。一队黑色的蚂蚁正越过桌子上的沟缝、凹坑，爬进那个仍然又粘又脏的水碗，搬运着碗里的碎屑残渣。

　　闭上眼睛，我就能看见大爷，看见那个躺在床上沉思默想后的老人。他吃力地换上干净的衣裳，洗净了手脸，然后拿出偷偷积攒下的所有的安眠药，仰头吞服下去。他没有话要跟谁说，在人与人的这条链带中，他已是孤立的一环，必定要无声地坠落下去。他可以坦然决然地走了，但他还是把已写好的三张纸板拿出来，放在桌上，小心地为自己也为家人最后辩白：“我的病大夫说治不好了，可我难受、难受、难受。我对不起孝子-----”

　　他沉沉地睡去，睡了一夜又近一个白昼，而桌上写着工整的毛笔正楷字的纸板除了几只蚂蚁在上面走过外，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老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屋外五月黄昏的阳光依然照着散放着各种杂物的院落；窗边的那棵枣树也依然开着年年都要开的细碎的花，由着赤红的西天的光照亮。

　　在灵车上，我随着呜呜的哀声号啕大哭。痛哭之后，我的手触摸着被子下面大爷起伏的躯体，饮泣茫然。我打开了他遮面的绸巾，看着他沉睡的面容心里直发傻--眼前的大爷没有一点想像中的痛苦，没有死不瞑目，没有张着嘴吐露人生的悲哀。他很安详。

　　怯懦、躲闪已不再属于这个躯体了，而在躯体旁哭泣的他们开始胆怯、躲闪、偷偷摸摸--他们把三张绝命书藏匿起来；央求知情的人对安眠药之类的事莫作声扬；他们心虚并慷慨地把大爷的葬礼办得豪华铺张。悲哀已不再属于这个躯体，而属于他以外的他们--他们在呜呜的哭声中，为他们自己、为他们说不出的东西悲哀。

　　大爷的尸体被推进简陋粗糙的火化炉之后，我在厂外的车上等着。黑烟慢慢地从烟囱的顶端飘出来，消失在空气里。我不再大哭，只想冲着那高处的天空大喊：“你要去哪里？”

　　黑烟静静地飘着，烟囱的黑色砖洞里有几只小鸟飞出，在天空中扇动着那股暖暖的气体。

　　人死了，他的影像，他的语调，他一生中所有有序或无序的排列都退隐到虚幻里去了。大爷去了，他的卑微、聪明、孤独、自私、善良、无奈和最后的坦然、坚毅也慢慢地飘散在空中了。但他还活着，作为一个无形的尾巴在我和他人的记忆中活着，在环绕着身体的空气中活着，成为我们依赖的那个整体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我从大爷那里回来，从死亡那里回来，是不一样的生。虽然我在这种生命终止、人体毁灭的痛击中，还不能给那死亡确切定位，但是我知道活着的并非孤立地活着，人人都是链带中的一环；我们也并非徒然地走着，就像夜晚沉睡白天醒转一样，我们的过活顺应着自然的节律，会有永不断续的东西在这节律中传递。在冷酷和悲伤袭过之后，我会懂得悄悄握紧与我相连的每一环，在更多的白日或黑夜的时空中，用一些爱意将自已化作众身相依的整体中那不死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