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著作，经常有这样的感慨，枯燥乏味的史论文章，如何才能适应市场，从〈中国大历史〉到〈万历十五年》这一系列的著作，似乎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只不过答案本身没能使人醒悟，我从书店里看到的，仍然是大量非专不能读的严肃文章，不要说普通人，即便是自诩文人的书生，恐也难以认真拜读，这从此类书籍的发行量可见一斑，有时看这类论述文章还不如直接看二十四史更能明白，这种现象将会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历史对于普通人而言，是朝着戏说的方向演变，还是坚持固有的一种真实？

　　真实的历史必定是血迹斑斑而冰冷阴暗的，虽然不乏开元盛世的绚丽，清明上河图的繁华，但作为被时间抛弃的时代，我无法想象生活在古代的人会享受到现代人类所能享受到的那怕是十分之一的乐趣，不单是普通人，甚至于帝王将相也不能。第一次进故宫的时候，我立刻就感觉到高大建筑物里那阴森压抑的气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愿意在里面住那怕一个晚上，而在我看到的距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遥远的一些资料中，也无法感受到一丝现代的气息，拥挤和简陋是我对历史的一大直接感受。曹雪芹描写的大观园决无法和皇宫相比，文明具体体现于文字而不是实物，这是我对中国历史的另一大感受，中国文明有工匠气息而少大师风度，我所遥望的最高境界的历史景观，从来没有超出过清明上河图给我的那种精雕细刻的繁华，在此之外，对于现代社会之前的中国历史，更多的感受则是一个漫长冰冷的黑铁时代。

　　生活质量的低下只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我不但无法想象今天的电视剧描述的那种古代时期的现代生活，也无法想象其中描述的人际关系，倒是从《三言两拍》之类书籍的片言只语中能感觉一些实际情况，当然，民俗考证的话就扯远了，这里只是想对中国历史上制度最为完善的一个朝代，明朝，作一点议论，以为一管之见。

　　明朝是各项制度均比较完善的一个朝代，而其中又具体体现于官员的管理制度。历来读明史会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黑暗，最为后世所垢病的，是其政治黑暗，明清之际的士人，特别热衷于抨击明朝的暴虐政治，特别是对“厂卫”，“廷杖”，“诏狱”的批判，似乎成为明朝历史最大的特色，当然，厂卫和廷杖关系政治斗争，和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并不大，其中的正义和非正义早已昭然若揭，这延续了一种同情弱者的传统，这种传统的逻辑是：因为统治者是黑暗的，所以对统治者的一切反抗必然是正义的。在党争中，东林党所得到的同情远在阉党之上，甚至于根本不成比例，其原因在于，阉党是当权派，东林党则不是，而阉党当政下的民不聊生是一个铁的事实，所以东林党必然代表正义，因为他反对阉党。没有人去考虑过东林党一旦上台会怎样，也无从去考虑，普遍的思维会是，再差也差不过阉党，最多是一回事。在离东林党事件不远，爆发了李自成的起义，饱受明朝暴政压迫的人，从没想到过李自成一旦上台会带来比明王朝执政严重得多的后果，“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的民谣，显示的是一种民心向背，背的当然是明王朝，而向的未必是李自成，只是一个推翻明王朝的英雄，李自成则充当了这个英雄，李自成进北京后，带给人们的是比贪污和暴政更严重的后果--失去了秩序，这对唱着民谣打开城门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暴虐政治只是明朝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关乎民生的方面，老百姓是无从去关心政治斗争的，政治斗争的成败也未必就能造福于民。中国的历史总是显示出一种在运气中前行的轨迹，当出了一个明君，任命了一批廉吏，人民的生活就好一些，而反之，生活就糟一些，时代的前进没能造成时代的进步，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生活质量则未必比得上一千年前的盛唐，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明朝的暴虐政治当然没有丝毫进步之处，但它所打击的对象也不具备革命性，这是酱缸中两种不同的颜色，诚如李自成的革命性仅仅表现在他对暴政的打击，但却无法保证他本身不带来暴政，这样的争斗，是无关人民的生活的。

　　真正对人民生活质量造成影响的，是官员的贪污，这是另一种暴政，当然在意义上不同于前一种暴政，但对民生的影响更直接。明朝官员的贪污行为，已经到了一种普遍的程度，也就是说，到了一种无官不贪的地步，这其中有直接贪污，也有间接贪污，有直接伸手要钱的，也有不出面坐地分赃的，贪污网从最下一级一直延伸到最高管理机构。这是很让人困惑的，明朝的主流社会的组成是士大夫而非权贵，读书人在明朝属于控制国家命脉的一个阶层，明朝知识分子所独有的一种士风，应该保证他们成为一种心灵上相对满足的精神贵族，对于有违道德的事，应该普遍持拒绝态度，但实际上，官员的贪污从来没受到过他们自己心灵的谴责。从明太祖起，明朝就对于官员有苛刻的要求，明政府总是企图造就一批清廉的官员，不但从生活上清廉，而且从心灵上高尚，最先提出当官是老百姓的仆人的，正是明太祖。不但嘴上说，而且身体力行，把官员的奉禄，定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同时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治贪法律，采用连坐法，一人贪污，株连全族，在明太祖时期，就有过四次肃清吏治的行动，主要是针对贪污和谋反，因此而被株连的人数达十万人之多，如果其中因贪污而下狱的算一半，五万人，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明朝在冗员最多的时候，全国的官员也不过两万人上下，这么一对比，足可看出这个数字的惊人。当然，这五万人不都是主犯，更多的是受株连者，比如家属，族人，亲属，但即便如此，也令人瞠目。明太祖治贪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决心不可谓不坚定，但有明一朝，贪污却始终是无法根除的痼疾，而且其程度上普遍与严重，都是历来罕见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明政府对官员的要求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当官除了在表面上一定要保证其动机的高尚性，在实际上也无实惠可得，这使得做官成为一种真正的精力和生命的奉献。明朝的官僚体系十分庞大，详细说来，会是一个非常浩大的文字工程，这里只简略说，明初规定的百官禄，正一品月奉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到三十五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在太祖时，官员的月奉全部发给实物，也就是大米，而到了成祖时，则可以则规定有爵位的支米，无爵位的米钞兼支，每石米折合钞十贯，九品以下全部支米，由于米贵钞贱，到了正统年间，一石米实际折钞二十五贯，五品以上米二钞八，六品以下米三钞七，而两京(明朝两个京城，南京和北京)文武官员，则上半年发钞，下半年发苏木，胡椒，正统七年以甲子库所存之布估价发俸，一匹布折合二百贯，按照上面的薪金，作一个简单估算，一品大员一个月发米八十七石，照老式计量，一石为一百二十市斤，一品官员每月得米近万斤，但实际上，折合成钞，只值2175贯，正统以后两京的官员不再发米，由于当时钞法不行，一钞仅值钱二三文，按二文算，一品官员的月俸为4350文，按照洪武时期的规定，十文钱折银一分，总计得银四百三十五分，也就是四两四钱左右，这是一品官员的俸禄，当然，这个折算和实际有些出入，弘治元年，京城发俸时，按照每七百文当银一两，也不过值六两多一点。明朝的币制，曾经规定钞一贯值钱千文，银一两，但实际上由于滥发纸币，民间普遍重钱轻钞，根本不值规定的价值，即便在上面的数额上加上三倍，也不过二十多两，一品官员如此，下面的可想而知，难怪明史食货志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官员的薪金不足以家用，这种“廉政”，迫使官员们在俸禄之外想办法。明朝的官员，真正做到了为生活而奔波，一个不贪污的官员，按照领取的俸禄过日子，虽然不至于被饿死，但生活的拮据是无疑的。曾经有一次，满朝的大臣在上朝时互相传着一个大新闻，海瑞的母亲过生日，他去买了几斤肉。这简直是个大笑话，海瑞当时是一品大员，买肉吃居然成了新闻，真是匪夷所思，而实际上，官员要是不贪污，仅凭俸禄生活，这简直是必然的。

　　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一个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怪圈，一方面从思想上教育官员们树立当官做仆人的理想，一方面用极低的收入来限制官员们的种种物质欲望，更用严刑峻法对贪污者严惩不怠，而实际上，明政府从来没有控制过官员的贪污行为，更别说杜绝。这种制度上的弊病已经无须多说，更为要命的是，明政府以为能用一种崇高的理念把官员们教育成超人，圣人固然说过“君子固穷”，但安贫乐道毕竟是一种无奈之举，十年寒窗苦的读书人决不仅仅是为了在一种清苦的生活中享受崇高而读书，一个清苦的职业能让成千上万的人穷一生之力去争取，这种事情亘古未闻，当然不可能在明朝出现，事实上无法在任何一个时代出现。明朝因为贪污而被杀的人从数字上看绝对可观，但这种杀人的方法只是在提醒其他的官员用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贪污，他们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使案件更不容易被侦破。

　　贪污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污点，历朝历代，官员无数而清官极少，一旦出一个清官，立刻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找出一个清官是何等的困难。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有名的清官只出了一个海瑞，即便如此，海瑞其实也没什么可值得称道的，他不过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一个人按照规定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是不是就应该成为千古传唱的人物？我想，只有人们在一堆腐烂的肉中发现一块好肉时，才会有如此的惊叹，从这一点上看，对海瑞的宣扬已经失去了理智的基础。

　　海瑞这个人是很有趣的，他仅仅是因为不贪污--这实在是一个官员的基本操守，居然享受了特殊化，他成了明朝官员们的一个榜样，一种象征，这对于海瑞来说未必不是一种苦恼，当他发现可以贪污的时候，他也不好意思再贪了，只得固守清贫的生活，他当然知道其他人在贪污，不然凭什么过这么好的日子，但他毫无办法，他可以骂皇帝，但不可以骂别人贪污，这种搞笑的特权使他异常的尴尬，因为别人因此而不愿意和他说实话，也不愿意配合他的工作，大臣们对他的态度是：你当你的榜样，我继续我的贪污，井水不犯河水，榜样是做给老百姓看的，做给皇帝看的，让皇帝知道，他手下有这么个清廉的人，而这个人居然当了那么大的官，让天下人知道，这么大的官员都是清廉的，其他人还用说吗。海瑞成了道具，他只要不说话，永远可以这么清廉下去，而一旦他企图制止别人贪污，他连道具也当不成。

　　明朝的这种现象根源上当然是个制度问题，现在指出这一点几乎不需要智慧。当时明王朝的皇帝们未必不知道，不过就算他们知道也白搭，对于皇帝来说，权力是一切的核心，对于追随皇帝而得到利益的人说，保证皇帝的核心地位就是保证自己的利益。魏忠贤可以做到九千岁，但无论如何他不敢做万岁，皇帝是他的权力魔杖。皇帝本人也是如此，当他明白根治贪污需要把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员杀掉的时候，他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官员是他的权力基础，如果说明王朝的整个官僚体制是一幢大厦，官员们就是组成这幢大厦的砖石，你可以抽掉一些被你发现的不合格的砖块，但如果支撑这座大厦的砖块三分之二不合格，你只有无可奈何地等着它倒掉，想修理吗？你得付出比重建更大的代价，谁会这么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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