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在抗战当头的1938年去美国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赵恐怕中央研究院不让走，便不负责任地抢先经香港坐上了加拿大皇后号。爱国之心为此打上了个折扣，这始终是赵家的隐痛。以大学者身份，若是赵元任自己出面解释，说当时研究院将赵主持的语言组撇到一边，令其垂头丧气得“七八个小时拿一管笔一字写不出来”，而决定离开，未免小鸡肚肠。因此，将这段往事放到由赵太太杨步伟来写的《杂记赵家》，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杨步伟说，离国是她的主意："我一看情势不好，不要因人家对付我们一家而害了全体，不如离开为两全之计。"

　　《杂记赵家》值得今天的人好好读读，在我看来，并不是本书序言提到的第一个理由那样，是它“提供了丰富的近现代史料”，而是它写家长里短，实在，文笔也为现在市面上大多数女作家所不如。但杨步伟实在谈不上是一个作家，除了那本她不时洋洋得意地提到的，一本给外国人看的中国食谱(我怀疑，这本中国食谱幸好没有中文版，否则会让中国厨师笑掉大牙的)，她也没写过多少书。

　　这本书倘可加上一个副标题--一个幸福女人的幸福生活--一定贴切得多。虽然有过战乱逃难的经历，赵家可是从未有过苦日子。作为医学院的留学生，杨步伟开过做“生产限制”(即今之计划生育，当时可是个够前卫的，杨本意是为穷人服务，但肯试一试的却是知识阶级)的诊所，高兴时还开餐馆(想来必不计成本，故而生意兴隆)，但均属玩票性质，因为赵元任随时都有令人艳羡的高薪水，手头紧时，杨步伟还可以从箱子里拿出些皮草之类去典当(根据该书的叙述，她似乎有永不枯竭的值钱玩艺儿可供典当，这真是名门之后的好处)。

　　我说这是本好书，比现在的大多数女作家写得好，是它毫无做作之处，而且有趣得紧，妙语如珠，而看书的乐趣恰恰莫过于此。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四大教授，赵太太不以此炫耀倒显得不够正常，知识阶级太太圈内有妒忌也在情理，因此有传说谓这“四大教授”之说是他们自己说的，为此杨步伟在书中做过数次辩护，在我看来，这种鸵鸟战术真是可爱。其实，这种炫耀，每页书中必能找到一处，精采的如赵家“以后常拿这一回事当笑话说”的一个故事：赵元任在香港买皮鞋时，店员的国语不好，有点误会，反怪赵元任国语说得不够好，讥讽说“何不买套国语留声片多学学”，赵元任就问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回说“用赵元任的好了”。另有一处，第二个女儿赵新那出世时，杨步伟谈到她“越长越美”时，还在括号内补充道：“以后真是轰动了剑桥三百多中国学生。”是否夸大事实我们暂且不论，但爱子之情，却是人同此心。

　　赵元任真是一个幸福的人，我指的是一个语言学家，居然娶了一个语言才华不逊于他的太太。你看她是就是这样应对风言风语的：“说到盖房子的事，我们不应该讨了公家一点小便宜，和李方桂两家从上海买了两个洗澡盆和两个抽水马桶，就是不该讨了公家一点小便宜把买来的东西交到所里，和所里的东西一同运到南京，所以人家就以此藉口说我们连盖房子的东西都由公家运送。”而以后撤退时有权的“连洗衣板子都带全了”。

　　现在经济学家在谈到理财时，仍会提到一个成语：“别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在抗战期间，一大堆著名学者都被安排在地下室中，赵元任认为，万一炸弹下来，学术界要人就全完了，就是在这紧要的时候，一个语言学也家绝不放过调侃的好机会，因此赵便留下了一个名言：不要把所有知识阶级放在一个地窨子里。其实，把所有知识阶级放在一个地窨子里还有另一个危险。那就是，不免会发生一些有损知识阶级脸面的家长里短，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写到了。

　　(《杂记赵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9.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