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站在远远的地方,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也分不出是他还是她,只依稀辨出他力图昂扬的姿态,在土质松软的旷野上孤傲地注释着悲凉。
这个人不只一次出现在我的阅读中,与那些温情绵软的写作一起,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告白着我们透入本质的孤独。我们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年代,许多温暖都透露着虚伪和自欺。我们拒斥着别人,不是因为我们似乎很真诚地想与人交往,而是,我们只想着把别人当成温暖自己的客体,纳入自己被过份装修了的内心世界。
因为孤独,我们对爱情诱发出了过多的狂想,爱情就象我们时代所患的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它是我们自大、自私和自慰的借口。在爱情至上的口号背后,是卑微可怜然而却至上的自我。我们变换着不同的面具,可在面具背后早就丧失了表情的功能。我们在广场上游荡,伸手索要,或者计算,然后交换。
我们的灵感已壮烈牺牲。没有神秘,没有敬畏,没有悲悯,没有认同。我们的内心被身躯庞大的自己塞得满满,已容不下旁的东西。而我们自己是什么?是一只臃肿的蠕虫,是一堆烂肉,是一只会歌唱自己的知了。
我们挺立在虚弱之中,双手摆弄着"智慧"和"弱智"两个字眼儿,时时在要指出别人的弱智以心安理得地为自己贴上"智慧"的标签,从而卓而不群。可这简直就是大家都在把持着的一种姿势,结果,所有热衷这两个字眼的人都显得比沉默的人要傻逼许多。
我们抛出"XX年代生人"的字汇,除了要把隔阂的人中间再加一道词语的藩篱,更多是要标拔出自己所属年代的卓绝。我们总想方设法让自己形象高大,可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只挺立在虚弱之中。
甚至,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虚假的,是在必要时,拿来让自己感动一把的。我们跟在一些沽名钓誉或干脆想骗钱的人后面高喊说不,因为它没有大麻海洛因的危险,却同样可让我们兴奋不已。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呼喊打倒美帝,但口干时,还是要拿可口可乐来解渴。对我们而言,民族主义只似拉链领带一类东西,用过后就可随手丢弃,唯一坚持的,是要在虚弱中,挺立。
我们已淡忘了出走,我们已放弃了寻找。我们只坚持在原地,虚弱,无助,孤独,生存的意义只剩下徒劳地挺立。可在生命耗尽后只有倒下,尸首甚至都成不了高等动物进化的能量。
从《一无所有》开始,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走》《假行僧》《从头再来》《花房姑娘》,崔健似乎是在一种狂魔的状态下,反复诠释着那个时代的出走精神:我们虽然知道脚下的土地的松软,但我们相信有一块能承载我们自由的坚实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我们知道不能停留,必须出走。
我们在出走的途中没有多久就倒下了。当我们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器官就感到了庆幸,倒下的只是那个傻逼的精神,我们的肉身还在,嘿嘿,肉身还在!
既然肉身在,就没什么好怕。那精神死了,是它活该。只要肉身在,就会有意义。你看,我现在不就是在虚弱中,傲然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