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站在远远的地方，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也分不出是他还是她，只依稀辨出他力图昂扬的姿态，在土质松软的旷野上孤傲地注释着悲凉。

　　这个人不只一次出现在我的阅读中，与那些温情绵软的写作一起，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告白着我们透入本质的孤独。我们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年代，许多温暖都透露着虚伪和自欺。我们拒斥着别人，不是因为我们似乎很真诚地想与人交往，而是，我们只想着把别人当成温暖自己的客体，纳入自己被过份装修了的内心世界。

　　因为孤独，我们对爱情诱发出了过多的狂想，爱情就象我们时代所患的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它是我们自大、自私和自慰的借口。在爱情至上的口号背后，是卑微可怜然而却至上的自我。我们变换着不同的面具，可在面具背后早就丧失了表情的功能。我们在广场上游荡，伸手索要，或者计算，然后交换。

　　我们的灵感已壮烈牺牲。没有神秘，没有敬畏，没有悲悯，没有认同。我们的内心被身躯庞大的自己塞得满满，已容不下旁的东西。而我们自己是什么？是一只臃肿的蠕虫，是一堆烂肉，是一只会歌唱自己的知了。

　　我们挺立在虚弱之中，双手摆弄着"智慧"和"弱智"两个字眼儿，时时在要指出别人的弱智以心安理得地为自己贴上"智慧"的标签，从而卓而不群。可这简直就是大家都在把持着的一种姿势，结果，所有热衷这两个字眼的人都显得比沉默的人要傻逼许多。

　　我们抛出"XX年代生人"的字汇，除了要把隔阂的人中间再加一道词语的藩篱，更多是要标拔出自己所属年代的卓绝。我们总想方设法让自己形象高大，可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只挺立在虚弱之中。

　　甚至，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虚假的，是在必要时，拿来让自己感动一把的。我们跟在一些沽名钓誉或干脆想骗钱的人后面高喊说不，因为它没有大麻海洛因的危险，却同样可让我们兴奋不已。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呼喊打倒美帝，但口干时，还是要拿可口可乐来解渴。对我们而言，民族主义只似拉链领带一类东西，用过后就可随手丢弃，唯一坚持的，是要在虚弱中，挺立。

　　我们已淡忘了出走，我们已放弃了寻找。我们只坚持在原地，虚弱，无助，孤独，生存的意义只剩下徒劳地挺立。可在生命耗尽后只有倒下，尸首甚至都成不了高等动物进化的能量。

　　从《一无所有》开始，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走》《假行僧》《从头再来》《花房姑娘》，崔健似乎是在一种狂魔的状态下，反复诠释着那个时代的出走精神：我们虽然知道脚下的土地的松软，但我们相信有一块能承载我们自由的坚实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我们知道不能停留，必须出走。

　　我们在出走的途中没有多久就倒下了。当我们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器官就感到了庆幸，倒下的只是那个傻逼的精神，我们的肉身还在，嘿嘿，肉身还在！

　　既然肉身在，就没什么好怕。那精神死了，是它活该。只要肉身在，就会有意义。你看，我现在不就是在虚弱中，傲然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