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最最敬爱的余秋雨老师拿着香港人的差旅费法国荷兰(注意，法字和荷字要读第四声)了一圈，弄得风尘仆仆灰头土脸，一路上也不知换了几个轮胎，终于从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和数支反政府武装(这帮人凶狠残暴，专打知识分子，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像余老师这样的是他们主要目标)的枪口下逃生，一头扎进祖国母亲的怀抱，喘息未定抛出本大书，名曰：千年一叹。

　　这本书装帧精美纸质优良印刷清晰边角整齐，翻开首页是张欧洲地图，比我家那套《第三帝国的兴亡》前面印的欧洲地图还要清晰一百倍，由此可见余老师比希特勒重要一百倍。

　　不过让人感到遗憾而又可以理解的是这书定价忒高，要顶我一个星期的午饭钱，所以我没有买。每每想起来黯然神伤，夜夜潸然泪下，只好日间流连于书肆之前白看几眼。

　　恨那书摊老板毫无人性天良丧尽，每逢我白看必哼叽不已，在他的干扰之下，我只看了个大概，重点阅读了前言后记，感慨颇多。

　　前言后记中，余老师一如既往地讲了一下盗版的问题。他精辟的分析，翔实的论述，不由使我意识到：千年间一切创伤罪恶，从岳飞被杀到宋教仁遇刺，从南京大屠杀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一切的一切究其根源尽在盗版，而余老师这一叹又叹得惊天地泣鬼神，苏东坡有云：“一叹间，盗版灰飞烟灭。”

　　正文中，余老师一承旧脉之“苦、碎、散、冷”，把一笔笔历史玩命往沉重里演绎，生怕人说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过比那昆德拉死死纠缠克莱芒提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高明的是，余老师在对待某些历史问题时聪明地选择了遗忘，比方说“石一歌”、“梁效”什么的。早知如此，那欧阳锋的一坛酒就不该叫“醉生梦死”，而应该改名“秋雨散文”或“千年一叹”什么的，王家卫不读书。

　　几十年前，中国有个叫顾准的，给人当右派抓了去逼着写自白书，他写了两个大字：“读史”。不过他读史读得很叵测，这不好。比方说他写了部《西腊城邦制》，里面却讲些东西方文化、政治的差异，这不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么？清代也有个写诗的，写了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人家觉得他叵测，便把他杀成了一千块零碎，一百来斤的体重除以一千，每块平均二两不到，刀功了得。

　　比之以上这二位，余老师则正大光明坦坦荡荡，为历史而历史，为艺术而艺术，当然这不能算是违背了毛主席那番挺有名的讲话。

　　前两天在电视里看到余老师对深圳大学生们侃侃而谈，在为余老师那忽而文明野蛮忽而王道士伦勃朗的庞大学问所深深折服的同时，我发现余老师又长胖了，更加符合《四书》中“心宽体胖”的君子标准。当然方兴东引的那句名言：“智商高了，情商低了；皮骨多了，骨头少了”，这说的是中国IT业不争气，和余老师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谈话间，余老师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他很理智，并没有由“乐观主义是人类的鸦片”这一命题得到“托洛茨基万岁”这样一个反动口号，难能可贵。

　　每当我看见余老师从千年故纸堆中找出宝贝来时，我都会想到他的祖师爷阎若璩顾炎武等人，特别是顾老人家，为了证明一个字的读音，竟然找了162个例证。虽然同一时间内，西方学者发明了望远镜显微镜，发现了血液循环天体运行规律，但那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学问家们三百年间弄出了两大本其厚如砖的《皇清经解》，同志们，这是成就啊！一本就能拍死人啊！

　　1979年，洋鬼子瑞斯蒂沃预言：“从21世纪开始认识的新科学可能出现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或其它地方。”话是好话，但同志们不能被它麻痹了。多少年前，当美国人托夫勒开始看到“第三次浪潮”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正沉浸在对“昨天，像条黑色的蛇”之类伤痕的深深反思中，而余老师的出现正把我们引向更深的反思，到敦煌，到稽康，跟着余老师走，这洋鬼子的预言一定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