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是一个谜。只要我愿意，我愿意倾听他们和她们的秘密。因为我暂时有毁灭的欲望，秘密一经说出口，秘密就死亡。我让这些秘密死亡，企图用文字再生，然而这一切，都是自欺和欺人。于是我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没有毁灭任何东西，我保持孤独，就是保持善意。

　　我决定躲在这里写字，改变以往旁观者的身份。我有很多故事，有很多朋友，很多很多细节可以写下来，它们流失得很快，它们是随着我眨眼睛的频率被无意冲刷掉的。我是一个写作的人，我以此为生。现在，我已经没有妈妈了，没有爱情了，我能够安心，每天用手指说话，用嘴巴歌唱。我是自由的，因为我什么牵绊都没有，所以我能够决定在某一天开始的时候，在字面上安一个家，交一些朋友。我的眼光看出去，街道是掌纹，城市有它的命运，我有我的。我也是一座城，城也是一个我。

　　我和人群保持相反的方向，因为总是有人冲刷过来，带来一张张表情丰富却有无比相象的脸庞。我没有看到与我同行的人，所以我只能认为我一个人逆水而上。熟悉的街头在红绿灯懒散挪动的时刻被双向的人群刷过，整齐、吻合、细密，犹如一把身体做的梳子，理顺斑马的线路。

　　这感觉在繁忙的陕西南路百盛地铁口最为明显，那只庞大得几乎莫名其妙的海螺是一个广告，背景是(暂时还是)巩俐，那是一个被大型百货和小型街店共同包围的十字路口，那里出现的人流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这感觉也包括茂名南路那里，一个国泰电影院，一个地铁出口，往北面看过去，马路两边，一边一个五星宾馆，车子从那些门口流出来，漂亮的宾馆都象流着晶晶亮的口水，可是它们一点都不丑。

　　有一次，可能从花园饭店里出来什么贵宾，或者也可能从机场那个方向过来的，反正，就是因为一些重要的车把我们这些行人都阻挡在这两个路口。一辆一辆警车过后，是一辆一辆黑色的轿车，我是不去注意车子的牌子的，我不买车，不感兴趣，可是这路口只要停顿两分钟就聚集了一帮人，这些人里面，有人在感叹这些车子的牌子。这条淮海路上，本来，别人说的话都是耳旁风，可是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斑马线前，成为了一个整体。说话是说给别人听的。重要的车子们终于开完了，我们，在警察一挥手的瞬间里，朝向对面的人群，甩开步子。人流分散，交叉而过，陌生是把梳子，理清了关系，大家便又分头说话。耳旁风瞬间消失，一个人，还是一个人；一对儿的照旧没有被人流梳子分开。

　　这样的行走，有两种错觉会轻易产生。一种是突然觉得随时会遇到认识的人，在人群里目光触电，笑容浮现，寒暄自动吐露出来。另一种是觉得别人都不存在。

　　我的头因为感冒、鼻炎、尼古丁和酒精而、疼痛，酒精只有一点点，所以还是病比较致命。我听杨乃文，藏在耳机里面听。因为我喜欢她的绝望。绝望从个别女人(比如杜拉丝)那里传染到少数女人这里(比如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成为一种阴性的疾病。而那个最初倡导一间屋子和写作的女人(她叫伍尔芙)，其实是一个坚定快乐严谨富裕的女人，她其实和后来的这些女人毫无关系。如果一间屋子可以早就一个女作家，那么世界的珍奇景象就全部浪费。男人女人的需要一样。他们需要行走、需要事业、需要梦想、需要需要。

　　所以虽然我的头很疼，但是那天我决定不闷在屋子里，我想出去走走。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也许那就是习惯使然：我本不想和任何人交往，只是一个人在大街上逆水行走，可是我偏偏选择了坐911来到了繁华的闹市口。我隐隐感到这是一个特别容易遇到熟人的地方和时刻(刚好是写字楼同志们下班的光景)，可是我又想，这未必就是错误，因为即使遇到熟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尴尬的，也许有人可以减轻我的头疼，用突发的事件让我遗忘病痛，这就能成就一件意外的好事。

　　我就这样走向了百盛地铁口，企图进地下超级市场。我什么都不需要买。就这样，我被别人认出来了。十一年不见的小学同学。我知道是那个从四年级转学过来我们学校的女生，可是我实在想不起来她的名字。她把我的名字叫得特别特别响亮、清晰。

　　“你好！”“我老远就认出你了。你没有怎么变。”“我没有吗？”“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吧。”

　　“我知道，你小学的时候很漂亮，还烫头发被范老师骂。”“可是你不记得我的名字了。”“我是不记得了。可是我记得你啊。”“唉。还是忘记了啊。”

　　我不能再申辩。因为名字的确很重要。我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结果看清楚了那个孩子。我观察这个孩子，继续我和我小学同学某某某的答非所问。

　　“你在附近上班吗？”“不是不是。我在家闷，出来散步，现在要去超市。”“买东西啊。”“不是不是，还是散步。”“你倒很奇怪，去超市散步？”

　　“这是你的孩子？”“是呀。来，兵兵，叫阿姨！叫呀！……叫呀！哎呀真没出息。”“没关系，他刚才叫了，叫得象‘阿鱼’。”上海话里面，阿姨和鱼听上去很象，后者有严重鼻音，前者是一个元音。“这是我儿子啊！你看啊，和我象不象？”

　　“不是很象。你以前很漂亮啊。”这句话出口，我知道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暗示她现在不漂亮了，二是暗示她儿子也不漂亮。我非常懊恼，可是依然能够保持微笑。我的小学同学显然没有那么敏感，她把儿子抱起来，仔细看一下，好象从来没有机会看似的，说，人家都说他和我很象啊。

　　“你儿子都这么大啦？”“是呀。我不象你们，读了大学。现在儿子都二岁了。”我企图听出来一点对我们的羡慕，可是听到的只有后半句的骄傲意味。原来，人们说句子和说一个词儿一样，也是有重音的。她把句子的重音放在了后面半句，如同把她生活的意义同样放在了那里。

　　我们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交谈阻碍了人流。有人推搡着我说，走不走啊？我回过头对陌生人说，走！别挤我！他说，要走就快走，别挡我！我再回头对小学同学某某某说，那我先走了！她说，好好！你快去散步吧。

　　我开始在超级市场里散步，怀着第一种错觉，因为被一个人发现，所以，似乎等会儿还是会遇到熟人，哪怕是已经喊不出名字的人。我一般只去熟悉的超级市场买东西，去不熟悉的超级市场散步。因为不熟悉的地方，会轻易迷路。兜兜转转，总是找不到出口，散步便会货真价实，不会草草了事。比如这一天，我在不熟悉的百盛超市里总是出不去，我老是看到洗涤剂和洗衣粉，闻到清新的刺鼻味，我喜欢汰渍，因为它闻上去很香。

　　看商品，看商品。这就是我散步的唯一消遣。看行人，看行人，看看他们的衣服什么牌子，看看她们买了什么放进篮子。突然我就不想再听耳机里的杨乃文了，这里不符合绝望和孤独那种绝对的情绪，弄得不好，便非常矫揉造作。杨乃文的歌，香港发行版本的ONE可能只适合在夜里的房间、或是一个人行走的大街上听。这两个环境，有着相通的空气。

　　超市的人们在排队，我一个人从进口出去，什么购物需要都没有。“需要”这东西，能够证明存在的状态。小学同学某某某可能不需要出来买糖果，可是她的儿子需要，所以她们会出现在糖果那里。她可能一开始连儿子都不需要，可是她有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需要不一定是她个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