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五月的一个晚上，我来到南京，又和韩东、朱文泡在青岛路上的半坡村酒吧，这次还第一次见到诗人朱朱，他和朱文似乎是南京文化圈人士组成的足球队里的主将，踢前锋和后卫，但也有朋友说他们很少能进球。王干在队里担任守门工作，还拉赞助，队员们因此有统一的队服和活动的经费。那天下午，他们刚参加了足球队每周一次的训练。韩东不参加这种生龙活虎的项目，他喜欢陪顾前等几个老朋友打牌，自己讥笑自己周末进老年组活动。

　　每次在南京遇到韩东、朱文、楚尘、刘立杆等人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后来又加上一些名字，像搞摄影的孙健，画画的刘鼎，看到他们，总会觉得自己也变得活跃起来。在韩东熟悉的小饭店吃饭，到城市猎人、师大隔壁打桌球，或者半坡村的聊天，说笑话，尽管并不是如何大不了的事情，但每次都能印象深刻。

　　那次我原本是带着我的北京朋友袁梅到南京组稿，她刚参与办一本叫《中国文艺家》的杂志。组稿的事没说几句，韩东就说起南京的朋友缺少一个自己人开的地方，来人又多，要像有一个像翟永明在成都开的白夜那种地方，大家可以多一个自己的点就好了。说到这里，老韩还用了一个“水深火热”，形容现在情况的紧急。

　　朱文也说他们足球队每个月有一定经费要扔在酒吧里，要是有一个那样的点的话，平时来人也都可以带过去了。

　　他们的话很让我兴奋，因为很早时，大概是十年前，我就有一个咖啡馆梦，那时想象身处灯红酒绿的地方，而自己一袭白裙，神情安宁，仿佛出污泥而不染。这么多年过去，我也不知在瞎混个什么，酒吧梦几度要成真了，却又泡了汤。但这次，在南京，韩东和朱文的话，以及南京极适合沙龙土壤发展的文化气息都刺激了我，而且当时我的身旁坐着十年前的好友袁梅，一个现在的富婆。十年前她在一个化工公司工会工作，业余写写小说，上班专门调解离婚官司，家乡文化界十年前在小城为我们和一个叫朗宁的女作者开了常州第一届女作者作品研讨会，南京的贺景文、梁晴等还专门过去。十年后朗宁早已化为尘土，她从六楼上跳下，据说是为情所困，也有说是因为小儿麻痹症家里人待她不好。我和袁梅不误正业了五六年，都浪迹在外，我谈情说爱，袁梅协同夫婿一心挣钱，大家都把写作停了很久，到近两年才醒悟过来只有写作是自己能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所以，我又开始了写小说，袁梅用做广告的钱投资杂志，自己也出了两个长篇。我爱袁梅，有钱的女朋友很多，但是有钱了还能和你说到一块去还能情投意合用一颗真心待你，这可不容易。

　　富婆坐我旁边令我信心大增，想到水到渠成，缘份到了，天意如此等等这些词，我甚至等不得他们说的物色地方，重新装修这回事。我几乎想找个地方立马接手，马上接客。于是喝了半斤啤酒眼睛放光的我环视半坡村酒吧的四周，从墙上的日本香艳画到地上的琉璃地板，最后眼光落到坐在吧台一角的郭老板身上。那晚，郭老板被我说服，酒吧做了几年可以换个行当搞搞了。当我意得志满地回到朋友们坐着的那一桌时，他们简直要被我的效率搞晕了。

　　第二个礼拜我带着吴亮和袁梅的老公前评论家王玮再一次飞到南京，我本想带他们不动声色地看一下半坡村，没想到那一个下雨的晚上，先是突然看到楚尘和韩东进来，他们看到我们也露出惊讶之色，他们说是约了人在上面谈事，等了一会，猛一回头又见穿红衬衫的朱文站在楼梯上，小眼睛向我挤了挤示意。画画的汤国和徐累也过来了。谈了一会，我上楼去看先来的几人，说着话，孙健却带着给楚尘看腿伤的药过来，楚尘的腿在足球训练中光荣受伤，他闷闷不乐，说自己还失恋了。

　　扎小辫的孙健神秘地告诉我们，刘立杆和他多年不见的女朋友也在楼下，那女朋友在伦敦意外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老刘的诗，所以找回南京。韩东到楼下去打招呼，回来时说怪了，刘鼎带着PK14南京一个乐队的人也坐在下面了，数一数大概有几十个熟人在场，从来没有这样大家不约而同地到一个地方来的。韩东对我说你来了就这样，这可是好兆头啊。

　　再一个礼拜之后，我已能确认半坡村之梦又一次流产了，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也不是单单地从上海老要往南京赶的辛苦，到底是为什么，又说不清。也许只是那种一定要做这件事的感觉现在突然没有了。

　　和郭老板没有解释，我的虎头蛇尾再一次显示了我的弱点：做事耐心不够。又是几个月过去，吴亮说他即将要做的画廊旁边附设了一个酒吧区域，他问我是否想做，我坚决地摇摇头，说你还是交给别人去做吧，自己天生适合在别人的酒吧里做梦，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时买单走人。吴亮说，我早知道你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