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中秋了，这是我在东京过的第二个中秋了。

　　这个中秋的晚上和几个朋友一道喝酒聊天到快到午夜。回家时赶的大概是最后的一班电车了。车厢里没有几个人，只有一个会社员模样的人，挎着西装，领带松在一边，在车厢那边发出均匀的鼾声，他显然多喝了一点。东京人看到这种小小的放纵时风度非常优雅，从来是视若无睹。我曾经多次看到电车中有似乎神经与一般人不同的人物独自大声嚷嚷而旁边的人表情依然如故的情形，要是在北京，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无论如何会会心一笑，或者会好奇地相互问一两句。不会这样了无交涉。

　　东京的风雅里有一点冷淡，北京的关心里有一点好奇，两个城市的风格大概可以从此处看出来。这个中秋就是在会社员的鼾声和电车的晃动中过去了。我的心境平和，觉得千禧年的中秋夜这样打发也很不错。何况家里也已经买了应景的“美心”月饼。

　　但下车后看到一轮明月，似乎很圆的样子，却让人有点感触。其实这些感触也说不明白。郁达夫有一首诗《中秋口号》写中秋的感触颇恳切：“三湘刁斗倍凄清，举目中秋月正明。索句深宵人寄感，倾杯对坐客多情。每怀旧雨天涯隔，尚有疑云海上生。圆缺竟何关世事，江流不断咽悲声。”这首诗写在郁达夫在南洋流浪的日子，对于他来说国破家亡之痛的确是真真切切的。但那句“圆缺竟何关世事”和苏东坡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正相对照。其实他的确说得非常对，人的事情与月何干。但人要借月亮发自己的感慨却也是谁也奈何不得的。

　　而那句“每怀旧雨天涯隔”的确说出了他那样的旅人的感觉。现在在世界上漂泊离散的感情正是一种时髦，但今天的漂泊其实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这件事，我们到处走得太多，已经有许多人不太注意家在何处了。欧阳桢讲过一个故事非常有趣：“一个年轻妇女童年时曾长期在欧洲的几个城市、美国和土耳其居留，我问她的‘家’在哪里？她回答道：‘我的书和特迪熊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家的‘非领地化’只不过是当代世界公民的一个特征。家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地理上固定不变的地点，而是随着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变化的心理‘习惯’。”欧阳桢说的就是现在的人生，人们其实比以前生活得灵活了。过去往往仅仅变成了一种经历而已，它不会刻骨铭心。而且许多人大概往往象小孩一样，急急忙忙抛弃过去，奔向想象的远大前程。过去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连对于“旧雨”的怀念之类的想法都淡得近乎于无了吧。但对于郁达夫来说，与故国的距离正是他的思念的根源，他的全部生命都来自那个过去，没有它生命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心情也很复杂。大概我们不会象郁达夫那样悲凉，但我们也没有希望象欧阳桢故事里的那位年轻妇女一样轻松。我没有多少赏月的风雅，但对于月饼却仍然有许多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小时候北京那几种单调的中秋月饼，“自来红”“自来白”和“提浆”，现在想来它们都不好吃，主要是干和硬。每到中秋，北京也只有这样几种月饼应市，大概是计划经济的结果，使得月饼永远是几十年一贯制。但对于孩子来说，有它们出现就意味着一个快乐的片刻的来临。那时侯用月饼送礼没有成为风尚，家里买一些仅仅是自己吃的。到了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有人呼吁月饼的多样化，开始有所谓软式月饼问世，成为风尚。后来广式、港式、台式等等月饼也出现了。北京的月饼的包装越来越在豪华，花样也多了，味道当然和前面说的三种不能比，但都是送礼用了。中秋时家里经常有月饼过剩之虞。但我最欣赏云南产的火腿月饼，没有那么甜腻，而有一股清香。父亲有朋友在昆明，近十年来每年寄来我家，我们每到中秋就等他的月饼。东京的明月中秋对于我来说就是没有云南火腿月饼的时刻。它其实告诉我“家”不是那么容易变来变去的。

　　我还记得1995年中秋夜，我从香港过境，准备第二天去台湾开会。我过关时已经很晚，但友人徐健兄仍然拉我到了维多利亚公园，那里有许多赏月的人，到处在放烟火。徐健兄是个奇人，他对于受正统的教育根本没有兴趣，但却喜欢理论。有许多奇思妙想，但在香港，对理论的热爱不能作为职业，他于是时时受到家里的压力，希望他去好好读一个学位或者干一份工作，他的家里人都已经移民加拿大，只有他一个在香港，但他还是认为自己家在香港。我们那天就谈了一夜的福柯。中秋夜里以福柯为话题大概也是非常离谱的。

　　现在徐健兄早已到美国读书了，我们也失掉联系好久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到那个中秋。我只有遥祝他万事如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