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伦

　　2003年8月的一个夜晚，大雨滂沱。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在上海闹市区青年会一个会议室，开始了题为“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的演讲。由他主撰的《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主编的《大学精神》和《大学之道》刚由文汇出版社出版。演讲之后，杨东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三本书在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引发学界激烈争论之际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它们为人们理解、反思这场改革，认识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深远的历史背景。“北京大学改革，启动了一场被延误了过久的教育改革，它燃起了重建现代大学制度之路的希望。”杨东平说。《大学精神》是1949年之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陈寅恪等学者阐述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理念的经典文本；《大学之道》则汇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学者对校长治校、大学精神的认知、国外现代大学先进经验、学术评价制度等诸多问题的论述文章，杨东平特意收入北大这次改革的个案。“由于二十世纪初在我国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传统在五十年代后中断，以至于许多现代教育常识被人遗忘，需要我们认真回顾。我编这两本书的目的是传播、放大过去、现在的各种声音，让社会知道，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放眼世界，大学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成果，都是非常成熟的，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

　　更凸显杨东平对中国教育制度变迁思考的是由他主撰的《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他说：“二十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波澜起伏，艰险悲壮，我力求以一种与常规教科书不同的个性化文本，以‘同情地理解’的心态，还原、逼近历史。”书中以60%篇幅回顾新中国教育史，以大量史料考证、追溯至今仍有影响的历次教育制度重要变革。尤其书中论述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状况，是过去著作较少涉及的。

　　为了让书的面貌更活泼，杨东平还找来各类历史文本，如1932年北京大学入学国文题考题，1966年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79年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应该相信校长能管好大学》摘录等。杨东平说，由于各种原因，教育史上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被有意无意地回避、遗忘了。“对于过去，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政治评价来涵盖一切。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毛泽东主张的教育重点放到农村、反对升学模式等都有合理的地方。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高中普及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现在，本届政府已明确宣布将重点发展基础教育、农村教育。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回顾。”

　　在他看来，北大改革同样应放到历史背景中，才能看到其真正意义。“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教育，发展大于改革，导致官本位日益严重，学术腐败泛滥，教育的声誉已降到二十年来最低点。北大改革会激起这么大反响，说明各界对教育现状的焦虑和不安。”杨东平说，“从北大改革草案来看，真正具有制度创新价值的是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他介绍说，八十年代，中共中央曾确立扩大高校自主权和实行校长负责制的目标。深圳大学率先尝试过“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改革。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举办的大学实行基层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并没有规定在院系一级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确定在学院和系级试行“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这场静悄悄的变革显示的不仅是极为可贵的创新精神，也是当前十分需要的实践精神。因此，北大的改革点燃了一种希望，指向了一场具有实质性的改革。”

　　杨东平对教育的关注始于二十年前。八十年代初，还在北京工业学院教书的他，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和朋友们成立了业余的国情研究小组，从此开始对教育的研究。今年，他又创立研究教育问题的民间组织“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担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