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在大学内部我们也一直在进行改革，这个改革是要把大学回归到办学的属性上，把很多大学不擅长或者是本不应该由大学做的事情由社会来做，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大学后勤社会化的问题。我们知道胡院长曾经在大学后勤社会化方面做过很多研究，而且对上海的一些高校的后勤社会化做过一些规划。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后勤社会化改革，包括我们的很多老师和学生，认为我们的后勤社会化虽然做了一些改革做了很好的尝试，但是我们发现后勤质量并没有真正提高。还有就是在一些大学里面，我们的后勤职工还是属于学校的人，他没有彻底地真正走向社会。胡教授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胡瑞文：应该说过去政府在这方面花了比较大的成本，在国内大学里面占了百分之十几，现在政府贴得比较少，而且后勤社会化以后引进了更多社会资金来造学生宿舍、造食堂，然后通过租金去回收，靠政府是没有那么多钱的。我这里说个数字，大概我们最近这五六年造的学生宿舍是过去五六十年的两倍。

　　熊丙奇：学生反映宿舍建起来之后租金高了，以前觉得比较便宜。

　　胡瑞文：因为过去是国家贴钱，所以只有2%的人进大学，现在20%的人进大学了，实际上是政府的补贴薄了，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来享受，这叫教育成本分摊，有更多人接受教育是扩大了公平，不是说你多出钱了就不公平。对于困难学生家庭来说，他要贷款，将来要上班，或者政府、或者学校可以进行一些补助，这样使得他困难小一点，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付得起钱的应该付钱，如果现在付不起，将来工作以后再还也可以。教育的发展必须要有成本，这个成本难以全部承担，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自己个人、自己的家庭承担一部分。

　　熊丙奇：是不是现在我们的学生和学生家庭承担得太多了？

　　胡瑞文：如果从个人增加了负担，要牺牲眼前的局部忍受困难，这是觉得太高了。

　　熊丙奇：可能城市人口还能够承受一些，农村人口有些人很贫穷，现在读书就成了他很大的负担。

　　胡瑞文：这就是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贷款，现在贷款是可以了，将来工作以后还，政府当然应该给一定的补助，但是政府负担不了全部。你要晓得，如果统计下来，可能过去农村的学生如果说我们招100万，我们有30万农村的学生入学，我们现在招了400万，可能有150万是农村的孩子，那么农村的孩子入学机会扩大了4倍，否则他进不来，扩大教育机会本身就是扩大公平，否则他以后就根本没有提升的机会。

　　熊丙奇：也有这种说法，我们的教育机会是给了，是扩大了，但是可能我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机会却并不公平了，比如说有的农村孩子为了学费低一点，就在当地读一个学校算了，或者是报一个师范学校算了，以前的情况可能就可以读北大、清华。

　　胡瑞文：现在恰恰相反，北大、清华收的学费并不高，反而我们的高职收费太高。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说不公平，为什么精英类大学反而比高职要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