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陈丹青作客新浪谈高等教育问题实录(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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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sina.com.cn 2005年05月12日 22:09 新浪校园 |
熊丙奇:我们有网友问,现在我们中国教育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中国的国情所致? 陈丹青:是的。可是国情也在变化,五四时期的国情、49年之后的国情、79年以来的国情,都在持续变化。所谓“国情”,就是外来事物进入中国,会变形,会被叫做的“国情”的这么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 我常会警告自己:要认清国情。你看,目前大学的种种措施,其实都从欧美引进,可是一到中国,就会变形。 熊丙奇: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本来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 陈丹青:自孔夫子以来,目前中国的教育状况,可能是最离奇,最糟糕的。然而中国两千多年教育传统中能够奏效的经验,已经完全失落了,找不回来了。 熊丙奇:有哪些负面作用? 陈丹青:所有教育资源都在国家手里,但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这个机制良性运转。 熊丙奇:正因为国家掌握这么多的教育资源,所以说目前我们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办学特别的突出,通过行政的手段来配置这样的资源,各个学校的领导也是通过行政手段把资源给我们教授。这是不是造成我们目前教育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很多教授在学校里对它自己的教学,对自己培养人才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原因。 陈丹青:我想是的。但教育国有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它的确有效促进国家快速现代化。现代国家的首要标志就是最大程度、最有效地整合并调动各种资源,使国家富强。所有后进国家都会全力促成军队、产业和教育的国家化。但是这一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与旧的形态发生冲突,每个国家不一样。 我们不能质疑教育国有化,而是应该认真检查,在教育国有化的近百年过程中,哪个阶段、哪种做法比较奏效、或不奏效?它发生了哪些问题?导致哪些结果?最后,这些问题与结果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或损害了教育? 我们第一代领导人,第二代领导人对教育的认识还是相当有远见的,这种远见,今天看来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熊丙奇:远见怎么理解它的正面和负面。 陈丹青:毛泽东在49年后对教育领域、文化艺术领域做了一些很有远见的大事情,现在被证明从他的立场上来说,他做得对。比如说,清华院校调整,砍掉人文学科。清华大学从此被成功地阉割,又被重新塑造了。另外一个行为是在文革期间关闭所有大学,现在被历史证明,这种行为的影响多么深远。到了邓小平,对教育还是非常有远见,他是海归派,他对教育的远见是正面的。今天教育领域最重要的一些正面举措,都是那时奠定的。但是在今天的教育决策中,这样一种远见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熊丙奇:但是这几年来教育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比如通常很多教育主管部门会说,我们教育取得很大的成绩,比如说高校的合并,很多学校原来是条块分割,现在经过调整、合并、共建把这些学校数量减少,括你现在所在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以前是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一起合并的结果。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二个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还体现在大扩招上面,1999年很多学校对本科、硕士生和博士生大幅度的扩招。为什么你在这里面看不到我们的远见呢。 陈丹青:新一波院校调整又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是出自教育思维,而是行政思维。换句话说,它以行政思维代替了教育思维。 熊丙奇:就是说合并变成了一种政绩。并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变大了,同老师的关系不是闹的很僵,它就觉得很成功。 陈丹青: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主政教育的思维,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影响,他们深知教育至关重要,从长远计,必须先从教育入手——或者抑制教育、或者复兴教育——可是这一代领导人的从政记忆是行政文化。目前种种措施不是在办教育,而是在办政府。 熊丙奇: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学也就是官场。 陈丹青:是的,但我不怀疑这代领导人改善教育的迫切愿望,想把教育搞好。在经济领域,在外交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成功的措施。但是办教育是另外一回事。 熊丙奇:能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今天身处教育,对教育的问题看的比较多,在经济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也牵涉到行政问题。 陈丹青:不一样。一方面,意识形态问题在经济领域没有像教育领域这么敏感。另一方面,经济出错,立即见效,立即付代价;教育出错,则不易觉察,它的代价,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