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岁月的流逝能使人将往事渐渐淡忘，然而，有些人和事却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更加清晰地在脑海中显现。我记忆中的陈传纲副校长便是如此。

　　认识陈传纲实在偶然。1963年秋，我有幸进入复旦中文系。刚开学，系里便让我们到系办公楼后面的佩琳园打扫卫生。一个暑假，丛生的杂草长得半人多高，有的都快超过无花果的树冠了。大家七手八脚地使劲拔，不一会，杂草就堆了好几堆。我找来一个大箩筐，将草装满，想找个人一起抬走。这时，正好来了位中年老师，他留着半长头发，戴着一副眼镜，眼睛炯炯有神，风度显得十分潇洒。他微笑着向我走来，把扁担往肩头一搁，说：“小同学，来，咱们一起把它抬走！”

　　我以为他是系里的老师，也没多想，抓住扁担的另一头，将大箩筐抬了起来。那时我只有1米62的个头，没他高，只好走在前头。就这样，一个下午，我们成了搭档。一边干活，他一边和我聊天，听说我是从

　　“陈传纲副校长！”我愣住了。校长工作那么忙，他竟然这样整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干活，有说有笑，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实在难以形容当时的惊讶与激动。这，是我走进复旦园后上的最难忘的一课。

　　在校时间久了，便常常听老师和同学们谈论陈副校长的事。那时，杨西光书记在市委工作，学校的事由陈传纲副校长主持，工作十分繁忙。他群众威信很高，在大家心目中，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他就曾作为复旦学生请愿团的总指挥，率领上千名学生，浩浩荡荡开赴南京请愿，这时的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汪精卫投降日本当汉奸后，他冒着生命危险采访，把汪的丑恶嘴脸公诸于众；建国前，他曾是一所大学赫赫有名的教授，后开赴西北和延安，做了大量抗战工作。建国后，他在中央工作，曾参与宪法的起草。

　　陈传纲记忆力特别强，自从那次劳动之后，他就记住我了。有一段时间，我到系资料室，路过经济系办公楼时，好几次在路上碰到他，每次他都笑眯眯地看着我，和我打招呼(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兼任新成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所长)。1964年暑假，学校抽调一批学生到部队锻炼，我们系的同学都在吴淞口江济路高炮部队。有一天，连里把当兵的同学集合起来，说是市领导要来看望我们。刚集合完毕，汽车就到了。仔细一看，下来的两位领导，一位是市高教局的姚力局长，另一位便是陈传纲。我们整齐地排列着，向领导敬礼，他们逐一和我们握手。当陈传纲走到我跟前时，立即认出我来，眼光中流露出喜悦而慈爱的笑容，紧紧地握了我的手。

　　最后一次见到陈传纲，是在登辉堂。1965年7月，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大学文科三年级以上的同学都作为工作队员到上海郊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临行前，陈传纲向我们作了一次动员报告，他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国内的现实，着重谈了青年学生如何在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与工农相结合，把自己培养成有远大志向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问题。报告从上午9时开始，直到将近下午1时才结束，大家都认真地记录着，不时为他的精采讲话而鼓掌，没有人觉得饥饿和困乏。报告结束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1966年7月，我们从农村回到学校。当时，陈传纲已于当年2月调到市高教局当局长。10月间，传来陈传纲含冤去世的消息，内心十分悲伤，我决不相信他是什么“走资派”、“反党分子”。这大概也是我在“文革”中“站错队”的原因吧！

　　作为复旦的一位普通学子，我和陈传纲接触并不多，然而，他的风度、气质、品格却深深地感染着我。他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催我奋进，鞭策我前行。

　　(作者系68届中文系校友，长期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州学刊》杂志社社长、常务副主编。现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作者：汤漳平)　　来源：校刊6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