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合伙人

　　《转制方案》中同时要求，四大转制之后，其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且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而目前四大现任的首席合伙人均不符合要求。转制安排中作出过渡安排，即现任首席可以在未来三年内继续担当此任，三年之后，其本人或继任者必须符合转制的资格条件。

　　中国国籍的德勤北方区主管合伙人陈建明对《财经》记者表示，四大全球拥有相同的管理架构，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改变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强调合规、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重视人才和文化多元化，这是百年形成的共享的价值观。如果首席合伙人发生变化，战略可能略微有所调整，例如市场导向是进取还是保守、人才偏重招募哪些学校以及员工福利等方面。

　　在四大的职业生涯中，22周岁大学生毕业加入事务所，经过12年的专业训练才有资格成为合伙人。四大在2000年初培养了第一批本土合伙人，至今他们已拥有将近20年的专业经验和管理经验。

　　据悉，刚刚成为合伙人的最初几年中，工作仍集中在提高业务能力方面。一般在成为合伙人十年左右后，才开始更多承担高层管理甚至领导者的角色。而自2000年左右开始提拔的本地合伙人，正在逐步进入其黄金时代的第三个十年。

　　“第三个十年，对公司的了解、业务能力和人生阅历，应该是最好的时间。”毕马威中国主席姚建华表示，本土合伙人的培养需要时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公司内部的成长中尚未达到最高层。随着本土化的要求，也正着力培养和提拔他们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转制方案》中对合伙人的年龄也进行了规定，合伙人的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而40周岁以下的境外合伙人，非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不得在事务所内担当合伙人。

　　如果以大学生22周岁毕业即加入四大算起，40周岁以上的境外合伙人拥有6年的合伙人管理经验和18年的专业经验，对于管控大型中国企业的各类风险更具经验，在转制过渡期内20%的预留额度也主要为鼓励这些资深人士留下来。而40周岁以下的境外合伙人只能通过获取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来保持合伙人资格，或者受聘总监等职位来为其他合伙人打工。

　　四大国际通常会派遣技术专家，赴中国成员所指导某些特定准则或者项目的运作。这些专家可能是美国的合伙人，但是只在中国扮演后台资源的顾问角色，通过在中国派驻期间将技术转移给本土合伙人。

　　针对65周岁的合伙人年龄上限，普华永道中国公共政策与监管事务主管合伙人吴卫军表示，四大惯例的退休年龄是55岁到60岁之间，基本的原则是要尽早地把股份让给年轻的合伙人。

　　据悉，中国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常有合伙人65岁不退休的情况，继续持有自己的股份来分享收益，四大转制方案的要求亦体现了监管部门对于整个会计师行业更新换代的政策统一性。

　　四大的中国挑战

　　与专注于国内企业IPO上市审计的本土事务所相比，四大更擅长海外资本市场的上市并购、跨国企业的年报审计等，数倍于本地事务所的审计费用也拉开了四大与A股市场的距离。中注协发布的2010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表中显示，第五名的本土所中瑞岳华、第六名的立信等实现将近10亿元的业务收入，与四大的差距越来越小。

　　尽管如此，四大的领先地位仍难以动摇。要实施对于某一大型企业的审计，至少需要具备行业经验的审计人员300人至500人，四大在过去的20年一直致力于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人才培养和积累，形成规模化，这是本土事务所无法替代的优势。

　　四大曾派代表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中为中国发声，并把中国对于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标准传播到国际的网络中去。四大对中国会计制度的完善和国际化改革亦贡献斐然，德勤曾帮助财政部编制《中国会计准则》和修订财政法并参与税制改革。

　　四大在中国各个行业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改造中贡献经验和技术。普华永道在1993年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贷款五级分类”，随后为国家贡献了银行改革路线图。其中国公共政策与监管事务主管合伙人吴卫军表示，至今仍在以专业水准要求银行保持账面干净，防范不良资产堆积。20年技术经验积累，使得四大对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了解具备深度。

　　吴卫军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所有的经济决策，最终会落实到企业上，而对于会计师来说，最终将落实到一张资产负债表上。四大为中国企业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治理机制，例如坚持披露关联交易、高管薪酬等做法。

　　自2000年始，大型国企改制上市，为四大带来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目前，国内大型企业上市潮接近尾声，而海外宏观环境低迷，资本市场薄弱，造成会计师行业在中国市场竞争加剧，四大未来之路愈发难走。

　　四大中国在迅速扩张的基础上亦麻烦不断，从“锦州港案”到“科龙事件”，到近一两年来的海外中概股风波，其专业形象逐渐走下神坛。

　　“每个行业发展都有一个周期，迅速扩张带来积极的发展，也带来一些不平衡。”毕马威中国主席姚建华表示，事务所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可以进一步加强员工的培训，夯实客户的内部控制的基础，反而回到了更健康的基本面发展。

　　德勤北方区主管合伙人陈建明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的会计市场发展仅不到30年，尚属未充分发育的市场，现在并不是分蛋糕的时候，而是培育市场的过程。中国企业在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管理系统的改造，企业产品和管理创新、谋求海外扩张等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咨询服务非常多。在他看来，我们更应该关注发掘客户的需求。无论是四大还是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应该通力合作，对于行业发展和市场培育的工作任重道远。

　　身为香港公民的安永大中华区审计服务首席运营官张耀感慨道，“从立足中国的第一天至今20年来的本土化过程，从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四大都具备了准备接班的本地人才，只有本地人才最了解本土企业的需求，四大不可能永远由境外人士来管。”

　　资料

　　“四大”在中国大事记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恢复了会计师行业。海外跨国公司急于进入中国市场，促使当时的“八大”进入中国，其中Price Waterhouse是最早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的事务所。

　　1981年，Arthur Young在中国设立代表处；随后的一两年间，Arthur Andersen、Deloitte Haskins & Sells和Peat Marwick纷纷登陆中国，由于当时的政策限制，代表处无法公开从事会计服务，只得进行隐性业务。

　　1989年，经过合并后形成的“六大”意识到财政部无意放松成立外资独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的Dominic Ho向财政部表示毕马威愿与内资事务所成立中外合作企业。随后，安达信的合伙人Nellie Fong写信给中国高层，称也要加入试点。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确定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外国投资涌入中国。

　　1992年，经财政部和外经贸部批准，四大获得了在中国审计的权利，中国大门向外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打开，多家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成立，即安达信华强、安永华明、毕马威华振、普华大华、中信永道和沪江德勤等。

　　1993年，青岛啤酒、上海石化等九家企业首批赴香港上市，“六大”为其担任审计工作。

　　1999年，本土事务所与监管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把国有会计师事务所的国家股权剥离，来保证其独立性；四大的内资合作方与财政部脱钩。

　　2001年，银广夏事件爆发，曾如日中天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轰然崩塌，境内注册会计师面对公信力尽失的境地。证监会出台“补充审计”制度，由四大对境内所审计结果进行再审计，遭到本土所的强烈抵触，最终无疾而终。

　　2002年，安达信国际倒闭，其中国成员所安达信华强被普华永道中国区(含内地和香港)吞并。

　　2009年，中国本地事务所在中注协的支持下，获得国务院采纳政策，其中十家大型中国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服务于中国的跨国企业。

　　2009年，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即国办56号文件)颁布，为注册会计师行业整体的发展勾画了蓝图，也为行业未来的制度规范奠定了基调。

　　2010年， 财政部、证监会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告了获准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的12家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名单，其中8家为本土会计师事务所。

　　2012年，财政部、工商总局、商务部、外汇局和证监会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的通知，敦促现有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工作。

　　本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资料

　　从“八大”到“四大”

　　19世纪，“四大”中的每一家都在这时起源于英国或者美国，随后走过了类似的历程。

　　1849年，Price Waterhouse在伦敦成立，此后随着英国往美国及其他英殖民地的流动，英国会计师们跟随他们的客户来到这些地区。

　　1903年，随着美国资本市场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英国事务所占领了稳定的市场。美国钢铁首次发行证券，雇佣来自英国的Price Waterhouse来鉴证其报表，增加对英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二战”结束后，Price Waterhouse通过与本地事务所结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

　　1973年，来自美国的Lybrand, Ross Brothers and Montgomery 与英国的Cooper Brothers 合并，成立了Coopers & Lybrand。

　　1978年，美国的Haskins & Sells与英国的Deloitte合并成为 Deloitte, Haskins and Sells。

　　1979年，美国的 Ernst & Ernst 与英国的Affiliate Whinney Murray合并形成列为 Ernst & Whinney。

　　1980年，全球化需求驱动“八大”跟随它们的客户迅速扩张到世界各地。

　　1982年，Price Waterhouse全球网络所成立，来协调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业务配合。

　　1984年，Deloitte, Haskins and Sells欲与Price Waterhouse合并，遭合伙人投票否决。

　　1987年，Peat Marwick Mitchell & Co。与总部在荷兰的 Klynveld Main Goerdeler合并成为KPMG(即毕马威)，是“八大”的系列巨型并购的第一宗。

　　1989年，两大并购发生，导致“八大”成为“六大”。 Ernst & Whinney与Arthur Young 合并成为 Ernst & Young。 Deloitte, Haskins and Sells 与 Touche Ross 合并成为Deloitte & Touche。Price Waterhouse 和 Arthur Andersen 同年也在寻求并购，但是最终取消。

　　1993年， Deloitte & Touche 更名为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来承认其日本所的重要性。

　　1998年，“六大”成为“五大”。 Price Waterhouse与Coopers and Lybrand合并，形成了PricewaterhouseCoopers(即普华永道，PwC)，为世界上最大的专业会计师事务所。

　　2002年，Arthur Andersen在安然丑闻中倒闭，其中国成员所安达信华强被普华永道中国区(含内地和香港)吞并。“五大”最终变成了现在的“四大”。

　　本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作者：《财经》记者 曲艳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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