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成就卓著，但他的神情总是那么淡然；他的经历坎坷，但他谈论时却是那么潇洒，他便是74届校友——郭小聪。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在学习方面给我们的建议，以及他对于生活深刻的感悟，使我们受益匪浅，他的睿智、机敏、人生态度以及对母校的热爱，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谢附中

　　时光流转，昔日北大附中周围广阔的原野，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世事变迁，十年“文革”留下的影响，如今也已渐渐淡去。但是，对于北大附中，郭小聪的深情却始终一如他刚刚走出校园的那一刻。

　　郭小聪是北大附中71届的初中生，也是74届的高中生。而在他升入高中之前，北京市的高中已经停办了五年。1971年12月10日那个干冷的下午，在学校的大饭厅里，开会的十个初中班鸦雀无声。入选高中的同学只有大约90人。挑选的过程是不公开的，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幸运地，郭小聪成为了被选中的同学其中的一员。

　　作为“文革”期间高中复课的第一批学生，老师们对他们倾注了无限的热情，付出了很多心血。因为爱，因为责任，老师们为学生建起一处远离纷扰的读书圣殿。在“文革”前，北大校长陆平想把北大变成一个“四级火箭”，想把北大从小学一直办到大学，有一个宏伟蓝图。因此，北大的骨干都来到了附中。在教郭小聪的老师当中，就有很多都是从前北大的教员。

　　高一时，班主任杨贺松老师像慈母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班里的每一位同学。她为学生们讲了许多课本外的知识，开拓了他们的视野。高二时，班主任江蓝生老师开启了他通往文学的大门。教数学的颜照同老师用他的机智、博学和幽默培养了学生们对于数学的浓厚兴趣。对于郭小聪来言，他一直都非常喜欢数学，他在高考中优秀的数学成绩为他考入北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优秀的老师们，不仅使学生们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对恢复高考之后他们的成绩也起到了巨大的影响。77年的高考，可以说是“十年考一届”，北京的录取率也仅有4%多，但当年与郭小聪一样从北大附中毕业后去花盆公社插队的，有半数以上都上线了，在很大程度上，这都得益于当年老师们的精心栽培。

　　不仅如此，在郭小聪眼里，老师对学生们更为重要、深远的影响是在做人方面。老师们教会了他们如何做人，如何保持住自己的人格精神，如何做一个对生活认真负责，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人。老师对他们的影响是终身的。在这二、三十年里，虽然社会变化很快，但他们在做人方面始终保持住了自己的人格精神，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郭小聪认为，从北大来的那批教员对北大附中的校风有很大影响，而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了今日。北大附中的教育理念，是使学生不仅仅局限于书山题海之中，而是使学生拥有更开阔的视野，使他们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保持对知识广泛的兴趣，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创造力，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发展空间，使他们全面发展。这样的校风，是不能用“上榜率”来衡量的。而学生的素质，却远远比“上榜率”更有说服力。

　　[1973年夏天在八达岭长城]

　　[郭小聪在最后一排右数第三个]

　　三年磨砺

　　郭小聪上了高二之后，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下乡学农、进厂学工的活动就又多了起来，高一那种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打乱。

　　[30年后重回知青插队点]

　　郭小聪于1974年2月高中毕业，1974年4月，他便来到了延庆的花盆公社插队，一待就是三年多。

　　当谈起插队的那段岁月时，郭小聪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思索的神色。他说：“中国人惯有的逻辑是‘吃苦有益于人生’，但是，这还是应该画一个问号的。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孩子从小到大，并没有故意去吃苦，但他们成人之后也同样会做出很多贡献。所以，这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往往人的吃苦，是由于体制、政治的不合理而造成的，正是这样，才导致当年那么多知识青年，学业被耽搁，前途被毁灭。

　　不过，从自己无可奈何被历史所左右的角度来讲，不管处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人自己会主动获得些什么。就比如说，这次的汶川大地震中，有那么多的中学生，他们本来和你们一样，非常幸福、单纯、快乐，但他们却不得不面临了生死，他们一定会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什么。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并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真实的命运。从这个角度来讲，插队会有有益的一面。当年我们来到农村，看到了中国的现状，农村之贫困，老乡之纯朴，都会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痕迹。但按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都不应该像展览馆那样摆在那里，保留在那里供我们去对比悬殊，去产生激励。公众的社会中，他们也应该缩小城乡差距，也应该有所作为有所发展。”

　　在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对于知识青年来说，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高中两年的认真学习对于高考意义重大，因为郭小聪报的是文科，他的数学成绩也很好，在插队期间，还发了一本有答案的“知识青年学习手册”用来复习，所以，他在数学方面占有很大优势。而他在语文学科的优势得益于他语言的天赋与博览群书。他那时便很喜欢写作，插队期间也总被《北京文艺》找回去写东西。另外，他也非常喜欢看书。其他学科就主要靠平时的积累。

　　当时，关于高考是否恢复、怎样恢复的争论长达半年之久，高考的政策是考前一个月才发布的，所以，郭小聪参加了当年设在冬天的高考。

　　七载北大

　　参加完高考之后，郭小聪又被调离延庆，去了铁路上工作，干了一个多月的活之后，得知自己被北大录取。之后他回了一趟延庆，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第二天就来到北大，报了到，成为了北大的学生。

　　同郭小聪之前的生活经历相比，大学的生活是非常快乐的。郭小聪说：“那时候考上大学之后，真有点“一步登天”的感觉。”因为在这之前的十年，知识青年都一直在社会的最底层，户口都迁到农村去了，甚至他们参加高考也是在农村。恢复高考本身就是一个时代变革的信号。

　　1977年，对于那一届大学生们来说，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在这一年，积攒了十一年的高中毕业生同时参加高考，他们处在不同的年龄段，有的甚至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有的才刚刚走出高中大门，考生人数多，录取率低，又都长期荒废了学业，诸此种种，是这届考生的特点。但是对于这一特点，郭小聪看得很淡然。他说：“我不觉得我们像社会上所说的那样，77级、78级就有多么了不起，其实我们77级大学生，也就是一个象征的符号，因此被给予了很多关注。我们那些经历的确是有意义的，当年我插队时，在我们那里并不算什么，年纪也是中下的，有的跟我们同时插队的都已经30多岁，甚至都有孩子了，他们所受的苦要比我更多。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呢，的确出了一些人才，因为一些更多的经历。但是我们也有欠缺。客观的说吧，我们的确有那么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吧。”

　　在采访中，郭小聪反复提到——大学四年是很快乐的。不仅因为离开了插队时的那些苦难，同时，也因为能够拥有丰富的学习生活。那时的那些老师，也都是一些大师级的人物，例如：林庚、王瑶等等。这也是这些老先生们在“文革”之后开的唯一一轮课。在学习之余，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组织过舞会，增进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他们曾到留学生楼陪住，了解了外国人的文化与生活。

　　后来，郭小聪又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在北大前后待了七年。郭小聪说：“我们上大学时，那时是最自由的，整个社会都呼唤改革，旧的框框刚去掉，新的还没有来。所以非常自由也非常快乐，我们当时学习多数时间是自学，学习也是不分科的，这对人的全面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郭小聪当年在北大]

　　成就斐然

　　郭小聪在北大学习、生活了七年，曾经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在毕业之后，他来到国际关系学院，成为了一名教授。同时，他还是北大诗歌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没有中文系，所以，现在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文化方面的内容，并教授文化与国际关系相结合的一个学科。郭小聪说：“所以我现在的工作是超出诗歌了。不过，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可以看更多的书，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当然，也有一定压力，因为好多都不属于我原来学科的范畴，我也需要通过学习来准备。”现在，他是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曾获北京市高校青年骨干教师等称号。

　　他曾经多次在电视上“中国现代文学馆”、“百家讲坛”等节目发表演讲。

　　对于学习和当今的教育，他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被考试局限，而要在考试之外，开阔我们的视野，为自己学习——寻找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学业，自己的价值。

　　他说：“上半年我去了美国交流，不久前刚刚回来，通过比较，我看到我们的教育还是有很多不足的，还是应该有所反思的。比如说我们的高考，近些年的题目，还是一些‘孩子的题’，而外国的高考，他们考的都是一些‘成人的题’，探讨的都是很深刻的问题，就像我们大学毕业时的论文那样。我们总是说外国的教育不如我们的好，但是，从高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的高考已经模式化了，我82年读研究生期间，参加过一次高考的阅卷，那次的文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判卷的过程中我看得痛苦不堪，就跟一个人写的似的，只不过换了一种字体，换了一种结构。而同时跟我们判卷的老师说，78年他们判卷的时候，每个人的作文都不一样，都是写的自己的生活，什么学工农兵啊什么的，特别有意思。老师们都拿小本抄下来，准备回去给自己的学生当范文讲。到了82年，就已经很模式化了，那现在也更不用说。

　　而且，现在的学生，也真的有很多地方、知识都学得不好，前几天我们国际关系学院考试，竟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都不知道近代史是到1919结束，都写的是1949，还有人不知道‘五四’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对我们说：“你们平时，一定要多读书，全面地发展自己，不要满足于考试，而是要站在一个高的位置来看高考，所掌握的东西一定要远远多于高考，对自己的要求也要大于高考，否则的话，如果日后想发展得很远，是很困难的。

　　就拿语文学习来说，你们一定要看那些名著，之后感动、震撼，要不断发掘自己的那种感受力，还有高贵的思考，只有这样的一种途径。而不是无休止的去做那些选择题、填空题。

　　你们呢，要学会维持两方面的平衡，现在的社会，竞争压力也是的确存在的，一方面当然是要成绩，另一方面要学会保持自己的那种心灵的自由，如果完全跟着考试跑、受制于它，那真的不行。

　　比如说，爱因斯坦他不仅理论非常优美，而且他的文章也非常缜密。这都与他心灵的完整、知识的全面有关系。不要因为文理科的限制就失去对整个宇宙的好奇，也不要变成‘饭碗论’，为了自己的工作而学习，而要为自己而学习，为自己心灵的满足而学习。

　　人也不能为了所谓‘上榜率’所局限，今天考了第一就高兴，明天考了第二就不高兴，考第三就更不高兴，整天惶惶不安的。人要学会独立的生活，不要为外界的东西所左右，全面地学习，这对未来特别是研究生以后，是非常有利的。我有一个学生，新疆来的女同学，03年的时候，我和她之间有邮件的联络。她给我看过一篇她写的文章，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不同凡响的女同学。从古罗马的政治制度谈到布什的新保守主义，而且她的思维之缜密，行文之简练，都能看出她肯定有非常丰富的知识积累。第二年，她果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大的政府管理学院。

　　所以呢，真正文章好并不是年轻时你们所理解的‘文笔好’，写文章不是聪明人的事业，它需要很多的积累，它是一个见识、一个观点，一开口就与众不同。文笔是不能被分割的，所谓什么矫揉造作的散文文笔，枯燥无味的领导人发言的文笔，怎么能这样分开呢？

　　你们学习，不仅指的是要多看书，而是要永远睁开你们好奇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也会为这个世界的损失而悲伤，这样，知识会造就智慧、智慧会成就一个人。那时，你们就会越来越独立，精神的力量越来越强。

　　你们要继续细心感受这个世界，要坚持说自己的话，也许最初只能写一些多愁善感的东西，但要坚持下去，继续感受。不要着急，不要为考试所限制。体制这个东西是惯性的，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不仅你们改变不了，我们老师们很多也都在写一些‘应景’的文章，无用的论文。但是呢，我所希望的，是你们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同时，你们的学习选择不能受太多外界因素左右，还是要一定程度上依据自己的兴趣，我有很多学生，最初选了理科，但后来改了文科，或者是大学上了理科，研究生又选择了一个文科的专业。所以，选择的时候，你们不要因为什么科火，或者就业好就影响了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选择，‘当一个人受外界影响越来越小时，他的幸福感就会越来越强。’”

　　在采访结束之前，我们请郭老师为我们写下一句对于我们、对于附中的期望。他郑重地写下——愿北大附中永远给她的学生以温文尔雅的力量。

　　“温文尔雅的力量”，在我心中不仅是对北大附中最恰当的评价，也是对郭小聪老师人格魅力最好的诠释。

　　我们与郭老师的采访约在中午时分，郭老师在炎炎夏日，风尘仆仆地准时赶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并就一些话题和我们进行讨论，令我们十分感动，亦使我们看到了他在阔别附中多年之后对于母校的热爱。

　　北大附中从建校至今，有迅猛的发展也有曲折的经历，可能历史已经模糊，但附中培养出的大批优秀人才所做出的辉煌成绩，将被永久的铭记。

　　最后，衷心感谢郭老师，感谢李世民老师，以及给予我们这次采访机会的所有老师们！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