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教学教法

　　在大学的关心下，北大附中从建校就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品位的干部师资队伍。

　　至今还记得许多老师的课：难忘关秋岚老师的历史课，上课从不带课本，娓娓动听，令人神往，我们最怕下课，下课的 铃声一响，大家不由得叹息起来；常竞超老师哲学课上的无数哲学故事，引发我们对哲学产生了多么浓厚的兴趣；章熊老师深厚的国学根底，他的气质大有北大教授林庚先生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杨贺松老师的语文课如涓涓细流，每节课带领我们乘舟遨游在文学的溪流中；黄铁军老师虽是学经济出生，但他在每节语文上都激情满怀、热情奔放，大有李白的浪漫；陈剑刚老师的数学严谨、不断探索，教法永远新颖；孙曾彪老师数学推理一步一步极其严密、叫人叹服……

　　有三个老师的三个小细节可以折射出北大附中老师教学的特点。 

　　60年附中刚建立，我们上初中时，关秋岚老师曾针对我们有些人死读书的现象，告诫我们：“你们千万不要死读书，读死书，最后只会读书死！”同学们受到极大震动，“三死”广为流传，从此大家都以死读书、读死书为耻，广泛涉猎，养成了爱读书、爱学习、热爱知识的良好习惯。 

　　63年我们刚上高中，记得数学作业不再用本，改用习题纸。代数王立明老师要求严格，作业字迹要工整，不许涂改，一遍做对，否则不收！从此同学们比赛谁的作业写得更整齐、更干净、更漂亮、更准确，我们也知道了做事就要认真、精细、注重细节，一切要打好基础！ 

　　66年高三时，严同照老师每节数学课精讲、多练，每次讲课只有15分钟，课上精选的例题，让我们赞叹不已！严老师还有一个独特的要求：题能做出来不叫好，只给3分，方法最简洁才给满分。于是同学们每做一道题都要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力求找到最简便的方法。    

　　热爱知识、热爱科学，注重基础、遵循规律，勤于思考、直入主题，从不死读书，一切追求高质量，这就是北大附中老师在学习上给我们的最好东西，也是我们在恢复高考时能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那时期中或期末英语还实行听力考试，同学们都是挨个进考场，自由选题，老师将选中的英语故事念三遍后，就要马上口译出来。

　　63届高中生，在高一、高二时，用的课本全是老师们自编的讲义，高中老师全是北大来的讲师、助教，他们根据大学的需要和学生高中应具备的知识，来编写教材，所讲知识比一般中学要难得多，直到高三才回归到北京市教材，老师完全没有高中教学经验，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有60%多考上了大学。同年进校的初中的升学率达到98%，北大附中教学首战告捷。

　　即使到高三也不是把学生完全限制在教室里，总给学生充裕的自主时间。

　　早在66年高考复习中，理科生在校半天上课，半天自己在校内复习，只要不出校门，在那儿复习都成，于是同学们三五成群，讨论、做题，互相讲解，互相启发；文科生则在4月，由关秋岚老师带领，全高三文科学生吃住在历史博物馆，实习一个月。半天利用博物馆资料图片进行系统复习，同时又分阶段给参观者当讲解员，一周一换，这样同学们既受到传统教育，又系统复习了功课，增长了才干。这种打破传统的高三复习课，这种大胆的尝试，也是北大附中教学独有的特色。 

　　北大附中这种充满创造力的教学延续至今，不死扣课本，不搞题海战术，注重教方法、注重思维训练、注重人文素养，五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各行各业的大量优秀人才。

　　77年恢复高考，北大附中老三届的同学虽然插队、工作十年之久，但高考成绩都很优秀，哪个地区有北大附中人，高考状元就是附中的。附中人只有考上大学不去的，少有考不上的！

　　77年北京高考，延庆县录取率在北京市各区县竟然最高，后来发现高分主要集中在千家店一个考场上，考生大多是来自74、75、76届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的插队知青。74届是北京市“文革”中恢复的第一届高中，学校带领学生去北大听了有关宇宙航行的讲座，并观摩了美国阿波罗飞船1969年登月的内部电影。课后还听了北大数学系老师来做的有关优选法的讲座。这在那个中学质量普遍下降到小学水平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年延庆花盆公社共有47名考生上了体检分数线，其中知青44名，北大附中占39名。(注：当年公社另有月坛中学等插队知青40多人。)

　　1977年北京市高考报名人数共有15.8万人，录取0.9万人，录取率不到5.7%。那么，仅在花盆公社插队的北大附中考生录取率就已超过当年的十倍。这的确是一个奇迹。诗人郭小聪尽管报考文科，且已插队四年，但在四门考试中数学考分反而最高。

　　78年首届应届生参加高考，北京市前十名中有7名北大附中考生。

　　80、90年代在全国性学科竞赛中附中有11人13次获得一等奖。1987年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滕峻(女)获得金质奖章，高峡获得银质奖章；1988年在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黄烯获得金质奖章；1990年国际中学生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江晓晔获一等奖。1989～1990年全国数学冬令营比赛中，  以我校学生为主力的北京代表队获得陈省身杯。这次竞赛共有7名同学获得一等奖，其中有北大附中3名同学。

　　进入2000年，高考应试之风愈演愈烈，学生完全失去了自由，只有我校依然坚守素质教育，坚持继承北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坚持高一、高二不补课，高三不补、少补课，高考前十天完全给学生自学，教师答疑，同样取得高考的好成绩。

　　丰富的课余生活

　　前几天中午和校友会的同学吃完午饭，在操场上散步，看到许多附中小同学，连中饭都不吃，在操场上热火朝天地踢球，校友会一位同学说，当年，某某同学报考北大附中，就是因为附中天天能踢足球，天天能玩。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附中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各班就到操场上跑步，后来觉得不过瘾，就上马路，从人大、农科院，打个来回，没有老师督促，全是自觉自愿，就像云南那个操帝一样。下午下两节课，体委立刻派两个快腿，疯跑到初中楼后的体育组，排队借篮球、排球、足球，一个排球全班能一次托起300多下不落地。

　　学校还有各种体育团队：足球队、体操队、田径队、排球队、舢板队、跳伞队……

　　夏天，一个月去北大游泳池上一次游泳课，冬天，去跳伞基地练习跳伞，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中生每月一次去靶场的实弹练习，那时北大附有不少小口径步枪，我们每月打一次靶，每人五发子弹，真过瘾啊！同学们的射击成绩都很高。暑假学校还组织同学们去部队军训，我记得我们去的是官厅水库，和解放军一起生活，像军人一样拉练、急行军、天天擦枪、练射击、实弹演习、扔手榴弹，那可不是小口径步枪了，而是真正的作战的枪，真的手榴弹啊！

　　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增强了同学们的身体，培养了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办事有毅力的精神，附中人身心健康，在玩儿中看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积累了大量素材，又促进了学习。

　　周日老师、同学们经常组织外出：去工厂去农村参观、访问，了解社会、体验工人、农民生活；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记得初二时我们的中队辅导员高波(其实是高二友谊班的学生)，带着全班同学去北京展览馆看最流行的电影《刘三姐》。

　　还经常去公园、野地踏青、游玩。在中学六年中，北京哪一个公园没有留下我们的身影？！

　　62年学校团委、少先队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一次我去高中楼找辅导员，一进高中楼，感到有些异样，刚一推开友谊班的教室门，吓了我一大跳，友谊班全体男生全剃了光头，在灯光照耀下，亮亮的，还微微带点青色，我忍不住要笑，辅导员却一脸严肃地解释说，要向解放军学习，先从剃光头开始。再看高中各班男生，几乎全剃了光头。由高中生发起，一切军事化，从此全校同学，去食堂吃饭先在楼下排好队，然后一边唱着歌，一边迈着整齐的步伐，意气昂扬地走向食堂。吃饭时整个食堂上千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向雷锋学习不仅落实在形式上，更注意思想落实，艰苦奋斗。

　　65年学校又在高中建立了民兵营，贾校长是营长，高三2班的赵国胜当了副营长，一切活动由学生自己组织，如半夜紧急集合，早晨急行军，放学紧急疏散等等。

　　学校还组织各种各样的报告会、演出会，刚建校时，我们曾听过校长尹企卓做延安抗大精神、抗大生活的报告；贾世起校长回忆他参加革命前在煤矿的苦难生活；我们见过中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吴运铎；见过董存瑞的战友郅顺义；见过黄继光、刘胡兰的妈妈；听过高玉宝忆苦思甜，刻苦学习，成为中国的新型作家；听过王愿坚关于红军长征的感人事迹；和中国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见面，聆听他们为了祖国，克服常人难以战胜的困难；学校还请来了世界乒乓球团体冠军的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人，他们还当场表演，使学校掀起了乒乓球热；音乐老师还请了中国老一代的指挥家丘里先生讲音乐，大家大开了眼界……

　　改革开放后，学校又请过许多科学家来我校做各种科普报告，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一次；还经常在寒暑假举行生物、体能、物理、化学等夏令营；近些年还经常组织学生到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到美国、英国、法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友好校参观访问，进行友好交流或参加科学访问，极大地丰富了同学们的课外知识，使大家更加热爱科学、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大家都以知识渊博为荣。

　　这些丰富的文艺、体育、军事活动，各种见面会、报告会，使北大附中的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关心国家大事，有远大理想；热爱学校，尊敬老师；求知欲强，有主见；热爱劳动，朴实乐观；纪律严明，作风正派；精神振奋，积极向上；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很强，是既有个性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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