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wongyik
为什么中国的公厕特别脏？为什么女生喜欢结伴上厕所，而男生却很少那么做？这两个由上厕所延伸出来的千古难题，没想到竟然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人严肃地研究和解答过了。
香港中文大学[微博]人类学系研究生VikiLi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中，仔细地探究了香港的厕所文化，并声称“对香港的公厕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窥见香港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个有点味道的研究颠覆了我的一点认识，那就是，原来“厕所脏”和“女生结伴上厕所”的现象在即使是被大英帝国的荣光洗礼和开化过的香港，竟然也是普遍存在和源远流长的——由此看来，陆港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差距好像也没有那么大么！
Viki的文章表示，“便后不冲水”或“蹲在坐厕上”这种弄脏厕所的如厕习惯“不一定与个人的教育程度和公德心相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建构的原因，使得市民“被迫”做出漠视公德的行为。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提到，“无论在什么地方，肮脏都是个系统。肮脏只是我们将事务系统地秩序化并加以分类的副产品，而在这种秩序化的过程中，包含着将不适当的因素排除在外。”而在我们的文化世界中，即使是一个实质上彻底消毒打扫干净的公共厕所，在文化观念上也一定被认为比厨房要肮脏，而厨房也会被认为比卧室要肮脏。
因此，人们其实是从一个相对的(而非固定的、绝对的)等级系统来判断公厕到底是肮脏的还是干净的。而这种相对的等级系统同样可以在我们对身体的洁净程度的判断中找到——我们总是相信我们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排泄物)是全世界最干净的(或至少是高于大多数人的)，而我们熟悉和信任的家人朋友是次干净的，而陌生人的身体和排泄物则总是充满了肮脏和疾病的风险。
因此，面对我们无法知道谁曾经使用过的公共厕所的时候，人们往往倾向于通过避免接触公厕的设施来避免对陌生人可能肮脏的身体的间接接触，从而维持自身的洁净。宁愿蹲在坐厕上，是为了避免对马桶圈这种充满了不可知的肮脏风险之物进行接触。所以，与一般的观点正好相反，当人们不冲厕所或蹲在坐厕上时，他们的出发点恰恰是为了维持“洁净”，而并非是在故意地不负责任地污损公共空间。所以，Viki通过她的研究建议，公共厕所增加自动冲水设施或脚踏冲水设施，以及配备充足的厕纸(让人们可以铺垫在马桶圈上)，就可以有效地减少不冲厕所或蹲在坐厕上等污损公厕的行为发生。
而“女生喜欢结伴上厕所”这一现象，其实同样深深植根于我们对公厕的使用文化上。事实上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公厕不仅仅是一个解决生理需求的地方，而且同时是一个满足文化和社交需求的地方——譬如，公厕是一个互相“八卦”和谈论私人话题的“安全”之所，而这需要两个人以上才能完成；公厕同时也是一个化妆和补妆的地方，那么如果能有个闺蜜帮忙参谋一下妆容也是很好的。
彭浩翔的《出埃及记》就是一个女生结伴上厕所的故事。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他们不仅缺乏这种文化需求，而且在一个对“同性恋”不宽容的文化环境中，男生如果结伴上厕所反而会带来被人嘲笑的压力——男生如果结伴上厕所往往会被视为有同性恋倾向，因为男厕所的空间设计(站立小便处)可以为窥视男性的私处带来更多的便利(相比之下女厕所全部由互相封闭和隔绝的单间组成)，因此如果男性要求结伴上厕所，往往会被故意阐释为伴有一种窥视他们私处的特殊癖好。
争当掏粪男孩的年代
尽管拉屎上厕所是为了满足十分私人的生理需求，但是它绝不仅仅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同时也是关乎国家政治的事情。DominiqueLaporte在他的《屎的历史》(History ofShit)一书中就提到：“国家的其中一个创立条件是它在区分‘公共的屎’和‘私人的屎’上的施政。……一旦屎被收集和转化，它将不再是屎，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等价物。”
如果粑粑也是收藏品……
不要觉得Laporte的这段话把“屎”说得太玄虚了，其实就在我们的新中国，情况也还是一样的。譬如，位列1955年第一批被授予将勋的共和国将军的曾生将军，在谈起他在上世纪60年代担任广州市市长的工作时就特别谈到广州的屎尿问题：
我到广州工作不久，在巡视市容时，就有不少市民投诉粪便管理很乱，清粪工具落后，木粪桶、木粪车既破烂又无盖，一边推一边泻，搞得街道臭气熏天、苍蝇满地，极不卫生，要求市人民委员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只好将公共厕所、居民马桶粪、化粪池的粪便分片划给农业部门(即当时公社)清理，由各社队自行组织社员进城清理粪便……
由于农民进城清运粪便的工具简陋，均为木粪桶、木吊桶、木粪箱、手拉车、大板车、脚踏三轮车，加上农民只顾清粪，不讲卫生，不守秩序，荡漏十分严重，街巷、马路都被漏洒的粪便污染，臭气熏天，加上清粪农民不遵守清粪卫生管理规则和交通规则，比较集中的进出城区几条马路，如大北路等每天一到下午3时后就被蜂拥而来的进城清粪农民所堵塞，交通受阻，车辆无法通行，加上农民在清粪时未有严格按划分地段清理，争、抢清理粪便的情况十分普遍，经常为此而引起互相扣压清粪工具，斗殴、打群架等，严重影响到市容卫生和社会秩序……
看，仅仅为了解决“私人的屎”和“公共的屎”的问题，就让我们的共和国将军甚至国务院副总理操碎了心，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正是国家施政和政府管理发挥作用的时刻。而且我们也可以从曾生将军的讲述中看到(“公社化后的‘大跃进’年代，农业生产需肥量增加，当时又适逢经济出现了极大困难……”)，即使“屎尿”一事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能逃脱被国家政治经济大局左右的境地。
不仅仅是在中国，BrendaChalfin对非洲国家加纳的最大港口城市特马(Tema)的公厕研究，同样展现了公厕空间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譬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加纳的群众革命取得了成功，其后在左翼政府的推动下，公厕成了一个开展社区公共生活、草根自助互助和组织动员群众的场所——民众对公厕的使用是免费的，社区公厕的清洁和日常维护则往往通过组织动员社区民众的义务劳动来完成，而政府成立的公厕管理组织往往不收取管理费用或只收取极低廉的象征性费用。而到了21世纪初期，左翼政府下台了，取而代之的是信奉新自由主义价值的政府。于是，新政府成立了新公厕管理机构，通过新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来管理公厕，并向如厕者按次征收使用费。
于是，公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改造了， “不再可以免费拉屎”(“No more freeshitting”)的标语出现在了街头。而且，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公厕也成了一个新的(仿佛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政治竞争场所——不同的政党有时候会通过赞助公厕来争取社区选民的支持，或者获得在公厕上刷上政治标语的权利。同时，Chalfin将这种按此收取如厕费用的行为比喻成新自由主义的“身体税”——因为使用厕所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身体需求，而不是一种有选择余地的“服务”。但无论是左翼政府还是新自由主义政府，它们通过对公厕空间的打造和如厕行为的组织，都展现出了福柯所说的现代政治通过掌握人民生命进程和掌控人民身体的微观尺度来施行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特征。
当然，公厕的政治除了体现在比较微妙的“生命政治”视角中，也会体现在更为明确和激烈的“抗争政治”问题上。譬如，黑人平权运动和女权运动都曾经或正在把争取平等的如厕权利作为抗争的切入点。在最近几年里，性少数群体或性少数平权运动支持者也会将“厕所”作为一个权利抗争的焦点空间，推动“跨性别厕所”、“中性厕所”的建立——白宫在去年就开始在行政楼内设置“中性厕所”，政府雇员与访客可以根据“自己认同的性别身份”选择使用。
当然，在厕所和政治的关系上，甚至还可以再简单一点。在2014年的英国伦敦诺丁山嘉年华活动中，笔者就遇到了一个临时露天小便池被贴上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头像，而挨在旁边的另一个小便池则被贴上了反对党工党时任党魁米利班德的头像——于是，十分简单粗暴地，如厕小便成了一种直观明了的政治站队仪式了。
参考文献：
Chalfin, Brenda. (2014). "Publicthings, excremental politics,and the infrastructure of bare life in Ghana'scity of Tema".American Ethnologist, 41(1)， 92-109.
Laporte, Dominique. (2002). History ofShit. Nadia Benabid andRodolphe el-Khoury, trans. Cambridge, MA:MIT Press。
Li, Viki. (1999). "Toilets andCleanliness as a Windows to HongKong Culture". Hong Kong Anthropologist,20, 17-22.
曾生(口述)，胡提春(整理)，《曾生：我当广州市长的时候》，“广州文史网”，http://www.gzzxws.gov.cn/dmtwsg/tsws/200809/t20080912_7497_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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