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炳昌

　　“农民工子弟学校”在一线城市成为历史，北京放开义务教育阶段外地生学籍、上海“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弟学校等措施，被舆论认为是一线城市试图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风向标。义务阶段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看似有了一个政策性的长期解决路径，但非义务阶段的学前教育呢？数据显示，在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收费低、没有正式注册的“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北京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

　　幼儿园的学前教育，不是简单地把孩子们集中在一个有围墙的院子里，只负责看护与安全。在教育学者眼中，学前教育甚至可能比义务阶段的教育更重要，它对儿童的人格、性格、行为习惯、学习习惯等许多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学前教育的差距，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起跑线不平等的差距。一个城里的孩子，可能纠缠着父母在假期去“看世博，知世界”；而一个菜贩的小孩子，却可能在青菜堆中跳来跳去度过他荒芜的孩童期。这就是差距。但一个菜贩的儿子和一个城市白领的儿子，在承载一个家庭未来预期上却是没有区别的。在多数家长眼里，为了孩子的成才，“砸锅卖铁也值得”。

　　但制度性障碍的破除远大于经济所带来的压力——“园方上来就问你是外地的还是上海的？外地的马上就说满了。 ”户籍制度附带的机会不均等，从一开始就让一个身处藩篱内外的孩子们在教育机会方面拉开了差距，站在了两种人生境遇的起跑线上。出生成长于湖南农村的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在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制度性的障碍，使得城市、农村在素质方面、机会方面的鸿沟越来越大，这就是农村跟城市比，在过去二十年遭遇越来越差的原因。同样的，即便农民工子女从小便生活于他们父母亲手一砖一瓦建设的繁华都市，但由于制度性的障碍所制造的不公平，他们日后与同龄的城市孩子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

　　具体到山寨幼儿园数量超过正式注册幼儿园的新闻来说，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是不可能寄托于现有的1266所“正版”公立幼儿园的。现实性的解决之道，是承认并规范这1298所非正规的 “山寨”幼儿园。只有承认其价值，山寨版幼儿园才能突破目前的发展困境，让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得到同等的学前教育。

　　有时，我怀疑目前火热的“城市化”是否是个伪概念？如果城市化意味着农民工盖起了越来越高的房子，自己却只能蜗居在偏远的城郊；如果它意味着农民工每日为我们供应新鲜的蔬菜，自己的孩子却只能与父母一道摸爬于混乱的菜市场，我真的怀疑其最终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几年前，一群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登上了春晚舞台，他们的诗朗诵成为感动无数观众的节目。然而，能够上春晚的孩子，实乃九牛之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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